历史故事《各去所偏，归于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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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夏天，毛泽东遇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一件难事，不得不投入很大精力去解决。

6月中旬，他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送来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发现所列各项开支，缺少军队和中央一些单位的预算，便写信给林伯渠提出两点建议：“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凡中央、军队和地方的预决算，“一概包揽，为之统筹”。

边区政府负责财政经济，自然是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毛泽东着眼全局，要支持中央、地方和军队各方开拓局面，则希望保障供给。所处位置不同，对预算的要求难免各异。如果资源充足，消除分歧很容易，问题恰恰发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边区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要统一认识，就要想别的办法。除了边区政府主张的“节流”，还需设法“开源”。正是在如何开源的问题上，以高岗为书记的边区中央局与以林伯渠为主席、谢觉哉为秘书长的边区政府之间出现了分歧。

争论的焦点是盐运政策。陕甘宁边区北部盛产食盐，其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90%，如何把边区北部的盐运往南部外销，成为开源的关键举措。高岗等人坚持实行“官督民运”政策，还成立以高岗为主任的运销委员会，各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实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的管理。此法增加财政收入见效明显，却难免增加边区群众负担，操作上也存在一些缺点。林伯渠、谢觉哉主张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即使有强制，也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行为。

双方争执不下。原则上，高岗和边区党的中央局是最高决策机构，而高岗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熟悉边区情况，是本地干部的代表，又自恃政策有效，也没有设法同两位革命老人很好沟通。林老、谢老则毕竟代表边区政府，且年高德劭，均是革命的前辈，认为他们说的话，高岗应该尊重。感觉高岗等人不为他们的异议所动，两位老人便有了些肝火，径直把官司打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处理此事的难处也显而易见。为缓解边区财政困局，他支持高岗等人的做法，但又不能无视林、谢二老提出的其中若干弊端和减轻税负的初衷。想来想去，他选择从做二老思想工作入手，来化解这场政策争论。从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给谢觉哉以及林伯渠写了10封信，还数次长谈，谢觉哉这期间则向毛泽东报送相关材料数万言。    毛泽东化解这场争论的方法和步骤，大致可概括如下。

——控制事态，防止争论扩大蔓延。毛泽东叮嘱林、谢二老，“除对中央政治局同志及西北局主要同志可说自己的不同意见外，勿对他人尤其下级人员说不同意见，以免影响执行与造成更深的分歧”。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控制争论范围，以防扩大矛盾，影响大局，动摇现行政策。

——劝二老全面客观搜集材料。“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  “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这是从判断事物的方法论上指出二老的不足，希望他们不要从先入为主的成见出发来看待盐运政策。此后，谢觉哉从历史和现实、正面和反面搜集了不少盐运政策材料，报给了毛泽东。

——亮明态度。现行政策固然有毛病，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也就是说，在现行政策失败前，要允许高岗他们去试。事实上，在现行政策走不通之前，谁也无法证明另外的选择就一定走得通。

——敦促高岗等人换位思考。林、谢二老反应激烈，高岗这边也不是没有责任。为此，毛泽东督促高岗他们及时同二老沟通，“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还把谢觉哉反映盐运政策弊端的材料转给高岗等人，提出“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高岗等人立即组织调查，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承认运盐工作确实存在三个方面的缺点。

——自己调查研究，掌握财政经济的运行规律。毛泽东这段时间花了不少精力研究边区和国统区两方面的经济材料，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开会，几乎每次都要讨论边区财政经济和盐运政策，并正式委托毛泽东召集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王明、任弼时、朱德商谈边区经济工作。这些做法，为统一思想提供了认识基础。

——向林、谢二老表达研究边区财经的心得和观点。毛泽东告诉二老，要打破边区财经困局，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平衡出入口，“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当然，毛泽东也说自己的见解或许还不深刻，二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在认识渐趋一致的时候，再从思想方法上开导林、谢二老。毛泽东担心二老碍于面子或心情，难从心底里接受自己的观点，在给谢觉哉的信中，写了下面这些话：“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又说：“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这些话，说理透彻，词意恳切，态度也谦恭有礼，对林、谢二老的触动不难想象。

最后，毛泽东在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等问题做了系统发言，涉及盐运政策的争论，他正式表态：“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运盐要不违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后面这两句话显然吸收了林、谢二老的意见。毛泽东还说，增加群众负担，主要反映在“劳役”问题上，“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争论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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