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关于“大赦天下”》

感谢初兰发布历史故事《关于“大赦天下”》，内容如下：

“不道”包括肢解尸体、制蛊放蛊、杀害一家良民老小等穷凶极恶的犯罪行为；“不义”是杀害自己上司的人、为丈夫守丧期间改嫁的妇女等；“内乱”则为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其相应的惩罚措施非常严厉。以上为“有犯于生人之大义”。

那么，杀人犯会在大赦中重获自由吗？这可能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如果这个人杀了家族中的长辈、自己的上司，或是行为残忍至极，被视为“十恶”之罪，那么在绝大部分大赦中，都不能被赦免。但如果是一般性质的谋杀、过失杀人、误杀的，都会有不同的处罚，不一定是“十恶不赦”。当然，在不同朝代的具体案件中，可能还会有更复杂的判决。

不管怎么安排，不大可能激起大规模民愤的，因为皇上和大臣会在赦令中加入很多限制，以顺应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这种按罪名区分赦免对象的方式，是为大赦“制限”的三种方式之一。另外的两种分别为“以诏令指令某人不赦”和“限定情节之犯罪不赦”。

没错，天下那么大，“大赦天下”的时候还有可能单独圈出某个人，偏偏不赦免他的罪行，并且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比如，汉更始帝刘玄发布“大赦天下”诏令，却特别单列“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

被圈出来的也有可能是一个群体。东汉时期，宦官和外戚专权，与之对抗的党人以“清流之士”的身份，触动了统治阶层的利益。建宁四年春，汉灵帝宣布大赦时，“唯党人不赦”；中平元年，天下党人又都被赦免了，可是其中“唯张角不赦”。

该单列哪个人或哪个群体，看似是精心设计，但有时也取决于皇上一个人的想法，甚至可能是皇上情绪变化的产物。比如，西汉时期，有一个名叫忠的男子，他叫上朋友，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掘了已故傅夫人位于长陵的墓，犯下重罪。后来，赶上汉元帝“大赦天下”，这群人欢天喜地出了监狱。可大家万万没想到，这位皇帝又补了一道诏书：“此朕不当所得赦也。”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皇上突然亲口说这件事不能赦免，第二道诏令一下，忠和他的朋友们被查了个透，最终全部伏法。

所以，通常在“与民更始”的大赦中都不能被免罪的“十恶”算是没跑了，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定数，因为具体情况太复杂了。而且，即便发了大赦的诏令，地方在判定具体的犯罪事实时，也会存在不确定性，即无法确保哪个人没被官方限赦，就一定会被赦免。

例如，元延佑元年（1314年），江西的一个县城里有个叫黄鼎的人，可能是和地方官结下梁子了，他教唆家住街对面的萧瑀诬告这个县官收受财物。结果东窗事发，黄鼎被抓进监狱。不久，天降大赦，按说他应该可以被放了。但是刑部在决断时，发现这个黄鼎是个累犯，参照了之前相似案件的判决方式，最终在红泥粉壁上标示黄鼎的罪名，如果他胆敢再犯，就把他赶出他的家乡。

虽然过程波折，但黄鼎最终算是被大赦“眷顾”了，可也有一些人并没有这么幸运。还是延佑元年，崇法院的僧人游慧元找年轻小伙童庆七、童庚二借了些钱和粮食，结果没还，两个小哥就带着满心的仇恨把游慧元的眼睛给刺瞎了，结果被判了流刑，要从江西流放到辽阳。正走在半路上，天降大赦，刑部又在纠结该不该免除流刑的问题。参照了之前的判例，刑部认为不应免除流刑的执行，最终，两个小哥还是被流放到辽阳去了。

总之，“天下人”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不能被全部大赦的，这上上下下的变数实在是太多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般“十恶不赦”的人是真的不能被赦宥的。

就算尽可能制定了明晰的赦令，可是从中央到地方，在“车马很慢”的年代，如何做到快速实现“天下大赦”呢？会不会上一轮大赦还没彻底进行完，下一轮又从上面下来了呢？

以唐代为例——

每逢大赦，皇宫里都会有大赦仪式。正式仪式开始前，宫城外会立一根木杆，顶端绑一只金鸡，鸡首饰黄金、鸡口含绛幡，其底端用一个彩盘承接。之后，会有“娱乐项目”，老百姓比赛爬上木杆，看谁能抢到饰金的鸡头。不过有时候政府比较抠，只给绛幡。这就是“金鸡放赦”。

正式仪式的参与人员除了君臣，还有仪仗、囚徒、围观百姓。仪式开始后，百官拜见皇帝、行朝礼，接着有司宣布仪式正式开始，囚徒列队入场，同时鼓声四起。大家站定后，宣念赦书，话音落下，囚徒被仪式性地当场释放了，“大赦天下”正式开始。

为了行之有效地向天下表明君恩，统治者对赦令下达的时间限制是很明确的，不会由着各级官吏慢慢来。赦书在京城宣读后，首先要经过专门的机构批量抄写，唐代写在绢上，不易损坏；宋代写在黄纸上，称“抄黄”。

得抄多快呢？法律明文规定，少于两百页纸的，必须两天内抄完；多于两百页的，每多出两百页以内，多给一天时间，最多不能超过五天。抄慢了咋办？超出去一天，打五十大板；超出去十天，坐一年牢。

赦令抄好了，下一步就是传送。不瞒大家，赦书的传送被称为“金牌快递”。官方规定，赦书每天必须向前行进500里，并且一路上要告知广大百姓。律法严明，无人敢故意违抗，但是客观条件限制太多，实际执行中这个速度可能并不能完全达到。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就是“人证”。元和十三年，刘禹锡时任连州刺史，给皇帝写了一封《贺赦笺》，笺中说自己知晓皇上大赦天下是在正月初一，而落款时间写的是正月二十九。也就是说，赦书从都城长安送到连州（今广东省清远市），大约用了28天时间。由《元和郡县志》和《通典》可知，当时从长安到连州的路程有3665里，或3805里，由此推算，赦书的传输速度约为每天行进131里或138里，都远不及500里。

既然实际没有这么快，为啥赦书还叫“金牌快递”？因为这个“金牌”，不是个形容词，而是个名词，是金牌本牌。自唐以后，“赦书日行五百里”的高标准被沿袭，宋代根据被传递物件的紧急程度，设置了符券制度，即“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邮置之最速递也”，相当于今天最快的“当日达”标准了。

以最快的速度抄写赦书、传送赦书，那么执行赦令的速度也不能慢。法律规定，各地在收到赦书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理清本地的赦宥事务并上奏，一般为十天，七天、二十天的也有。如果拖延，当罚！所以，一旦遇上大赦，以唐代为例，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就要忙得团团转了，是真的时间紧、任务重。

所以，大赦不太会因层层官吏的行政效率问题而被拖延，因为每个环节都是相当紧凑的。

由于技术限制，很多案件缺乏确凿证据、存在冤屈、难以量刑，所以大赦是一个填补“刑罚真空”、伸张社会正义、亲民的好方式，是封建君王意图“恩威并施”的产物。

在古代大赦制度下，时代的尘埃落在个人头上，作用力尤其大，一个人未来的人生，可能会因此而截然不同。而这一切，都在封建君主的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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