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食盐的千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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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登基后，常年对外征战，尤其是与匈奴的战争，更是旷日持久。行军打仗，花钱如流水，国家财政吃紧。为了创收，汉武帝任命桑弘羊理财，并在其主持下“笼盐铁”，实行盐、铁、酒官府专营制度。

后来，安史之乱让唐朝财政陷入困境，于是唐朝统治者也打起盐的主意。当时，一位叫第五琦的“理财专家”创造了“榷盐法”，即在产盐的地方设盐官，将盐民编入亭户，产的盐由官府统一收购、销售，禁止私卖。这比桑弘羊的措施更彻底，连盐的生产环节都控制了。第五琦的方法让唐朝统治者很满意，因为仅仅一年，朝廷便增加了40万贯收入。后来，朝廷进一步改革：将盐税加入盐价，批发给商人，再由商人卖给普通消费者。搞批发的改革很成功，到了大历年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从此以后，食盐专卖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要财源，掌握了盐业资源，就如同掌握了一座“金山”。

《新唐书》如此评价第五琦的改革：“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本来在市面上花10文钱就能买一斗盐，结果改革后，盐的价格暴涨了十倍。唐德宗贞元年间，长安的一斤盐是40文钱，合约每斗400文钱。很多老百姓吃不起盐，甚至拿着数斗谷子，也只能换一斗盐。

官府抬高盐价，也就导致私盐拥有了巨大市场。到了晚唐，盐枭甚至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大问题。

由于唐朝统治者对私盐打击十分严厉，为了对抗官府缉捕，盐枭不得不组织武装自卫，一遇到灾年，盐枭就可能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坚力量。晚唐起义军领袖黄巢，祖上几代都以贩盐为业。后来黄巢响应王仙芝起义，从盐枭成了农民起义军首领。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的开国之君钱镠，前蜀开国之君王建，年轻时都贩过私盐。这些盐枭，无疑都是唐朝的“掘墓人”。

由于盐商十分富裕，盐官自然少不了借商人之手中饱私囊。比如，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有位叫尤世拔的两淮盐政，刚上任就对盐商理直气壮地索贿。当时，盐商必须凭“盐引”这种经营许可证才能认购食盐销售，盐引成了抢手货，盐官往往通过盐商回扣的数额来分配盐引。但尤世拔的前任太贪心，不仅吃了当年的回扣，还预售了下一年度的盐引指标。所以，盐商拒绝了尤世拔。气急败坏之下，尤世拔直接向乾隆皇帝实名举报，由此引发了乾隆时期最大贪腐案之一的“两淮盐引案”。据查，从乾隆十一年开始，20年间，历任盐官共侵吞税银1000余万两。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也才5000万两上下，几任盐官竟吞掉了国库的五分之一。

盐，虽然被许多封建统治者当作一种敛财工具，但那并不是盐的错。实际上，盐在历史上有着积极的作用，甚至还推动了历史文明的发展演变。

作为一种硬通货，盐曾经作为货币使用。例如我国古代的西南地区，就曾出现过盐币。成书于晚唐的《西南志》记载：“（当时的西南地区）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这是盐被货币化的最直接记录。颗盐超越一般商品，而成为特殊的商品流通于市场，充当等价物反映各种商品的价值。

当然，这里的颗盐并不是我们印象中极其细微、一粒一粒的散盐，而是未经炼制的粗盐，其质量要比散盐大得多。人们在交易的时候，以“颗”为单位，例如青菜价值多少颗盐、萝卜价值多少颗盐。

这种货币化的食盐，在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记载。马克·波罗记录的时间为元朝初年，比之几百年前的唐朝，盐币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那时的盐币已经不再是粗糙的颗粒，而是先进行煮盐，然后用模印将煮出的盐制成块，统一重量，上凸下平，置于热砖上烤硬，最后还得盖上官印。这样制作出的盐币甚至与黄金挂钩，尤为珍贵。

在一些交通不便、文化闭塞的地方，盐还促进了当地的商品流通以及商业发展，并因此衍生出一条条盐道。在西南地区，隐藏着众多古时的盐道，这些道路因盐而兴，也因盐而繁盛。它们影响着巴蜀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格局，间接催生了民族间文化与商业的交融。虽然没有茶叶的芬芳，没有丝绸的华丽，但其历史意义却丝毫不亚于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因此被很多学者称为“中国西南的陆上大运河”。

地处云南的盐津县，就因为有专门的运盐渡口而得名。秦开五尺道，汉代修南夷道，隋唐时又将这里的盐道拓宽，修筑了石门古盐道。自秦以来，这里就是中原文化、滇东文化与巴山文化相互交织之地，四川的盐、云南的山货和药材都从盐津的古渡口出入。控制着川滇门户的石门关，被称为川滇第一关，也是盐津盐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的盐津县城，我们还能听到来自盐都自贡的方言，而盐业也仍是盐津商贸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过去运盐的古渡口，被现代化的公路与桥梁相连接，但盐业带给盐津的繁荣与辉煌，却始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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