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从晚清官场小说看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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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久后喀大人还倒打一耙，说窦抚台请了他来却不给他事做，众人都看着他清闲度日，会以为他无能，损害了他的名誉。喀大人要求窦抚台赔偿他一整年的薪水，窦抚台只好自认倒霉，用钱了结了这件事。

像叶伯芬那样的人，是真的想当官场闲人吗？其实以他为代表的部分人想当官场闲人无非是打算先获得官场敲门砖，等心里有底了，闲空个一年半载也不打紧，有机会还是会拼命攀爬，也就是当时所谓的“闲官忙做”。后来叶伯芬甚至扶摇直上，升到苏州抚台。而徐大人这类的要么是年纪大了无心政治，要么是对现状十分满意，不需要再努力了。如此看来，究竟是徐大人这样真正的“闲人”危害大，还是叶伯芬这样想先当“闲人”后再钻营奔竞的危害大，倒也很难说清楚。

闲人大量存在的原因除了官员自身的问题外，还有官制、官场风气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面对大量的后备官员，用谁或是不用谁，上级往往有很大的选择权。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晚清某些时期对年轻官员的任用过于谨慎，结果导致大量年轻官员成为了“闲人”。

相传，清代道光年间，在一段时期里各省督抚对于吏部选送的年轻干部尤其排斥，经常寻找各种理由拒收或将其闲置。原因之一就是不久之前有个年轻官员的表现，着实让他们怕了。

流传的故事里，这个年轻官员23岁时就出任江西星子县（今江西庐山）知县。他没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知无畏，也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意气风发，反而扭扭捏捏甚至不肯坐堂理政。家人催促他办公，他吓得大哭，“数月之间，滞狱如同山积”。最后他是如何升堂的呢？是他的夫人骗他有客人到访，待他整理好衣冠来到大堂，夫人便命人撤去屏风，等候多时的衙役传呼：“大人升堂了！”被赶鸭子上架的知县这才不得已开始理事。

这个年轻知县一时成为官场的笑话，大概鉴于此，许多官员更愿意重用有经验、有能力的熟手，再不愿花心思和精力去培养新人，这也就造成了部分年轻人刚刚踏上仕途就提前步入了闲置状态。

晚清还独有一种候补文官制度，指的是官员有官职而无实缺，以署缺和差委的形式在中央、地方从事各项临时和差遣性事务，美其名曰“历练”。由于数量庞大，他们被委任差事的机会非常少，绝大部分时间都赋闲在家。赋闲时，除了每月逢二、五日或逢三、八日的几次衙参，几乎与官场公事都没什么关系，谈何历练？

有的官员在候补期间会四处奔走活动，或苦读诗书准备科举，也有像谭嗣同一样着书立说的，但更普遍的是“群居无事，则酒食征逐，甚至赌博游荡，无所不至”。正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人一针见血指出的，“不要说是七八年，只要他的命尽长着，候到七八百年，只怕也没有人想着他呢”。他们失去了向上的动力，锐气大减，这种不能进不能退的尴尬处境，让他们不由得感叹“无味功名，恰如鸡肋”，极端情况下，自寻短见的也不少。

清朝也比较重视通过考核裁汰冗官闲人，以期鼓励真才，让官员“皆能亲身治事”，并指出考核的重点是，招录人才“不得视为调剂闲员之举”。只是时松时紧的考核制度并不能有效消解官场的闲人。

历朝也都曾有人主张通过收窄入仕通道限制官数，比如取消捐纳制度。为了减少冗官，咸丰、光绪年间朝廷都曾下诏停止捐纳实官。然而此时冗官现象已经尾大不掉，三五次的诏令根本于事无补，更何况为了筹措军饷，捐纳往往停了又开。

于是还有人提出加强对这些闲散官员的培训。如1892年湖南巡抚吴大瀓创立课吏馆，以培训和考核留省或分发到省的候补人员；清末新政时期，中央和地方也都建立了专门学堂，但在当时大环境下，最终呈现的效果也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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