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杜甫的鱼与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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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杜甫这首七绝《漫成》，大概写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晚春时节，从云安（今重庆云阳）移家夔州（今重庆奉节）的路中。

乐山、犍为、宜宾、南溪、江安、泸州、合江、江津、重庆、涪陵、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1992年夏天，我也曾有过一次水上旅行。这段水程，只是杜甫漫长漂泊旅程中不算长的一段，对他的创作生命而言，却是华彩乐章。在我旅程的起点，杜甫留下了“漾舟千山内，日入泊枉渚。我生本飘飘，今复在何许”的诗句；而在我结束旅途的地方，诗人写道：“北斗三更席，西江万里船。杖藜登水榭，挥翰宿春天。白发烦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云雨峡，忽尽下牢边。”

“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自然不会只是云安到夔州那一夜的所见所感，而是曾经不知道多少次泊船江岸的夜里，失眠、独坐的夜里，相似又相异地感受过的情景。

1992年，我们的城市还没有那么明亮，乡村的夜晚更是只有零星散布的灯火。那时在江船上望出去，看到的还是沉沉的夜空，是黑黢黢若有若无的山影和江面上荡漾的月色与星光。这与一千二百年前诗人所见，相去应该不远吧。不过彼时的我刚上初中，并不懂得孤独的况味，更不知道人生空幻、前途茫茫是什么意思。相反，我自得其乐，含一大口水，对着轮船明亮的尾灯猛地喷去，一个小小的彩虹便在夜晚开放。一个接一个的小彩虹，像对未来的梦想，自虚空中生出，又向虚空中灭去。

杜甫五十五岁了，长年漂泊，无论长安官场还是洛阳故园，似乎都远在天边。而身体多病，病况时好时坏，往日的亲朋好友纷纷离世，自己的时日还剩下多少呢？人生落到这样的境地中，免不了会遭到幻灭感的袭击。“名岂文章着，官应老病休”、“余生如过鸟，故里今空村”、“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诗句里满满的自嘲、自怜、失落、遗憾、怨恨，不甘心却又不得不接受。所以他总是失眠。

那天晚上，诗人显然托身在一只说不上大的船上，穷嘛，雇不起大船，所以江面的月亮离他不过区区数尺。是近还是远？相隔只有数尺，近；却又恒有这数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可望不可即的远不是比望不到却走得到的远更远吗？诗歌的“只”字其实很吃重，字面表示“近”，字里却是深深的遗憾。后一句的“欲”字同样道理。“欲三更”，快要三更了，原来诗人枯坐船头已久，不能忘我，只是看着船头风灯在浓黑的夜里发出一团微弱的光，默默算着时间。

最近几年，我也总是失眠。曾经的我，美梦召之即来，高考当前，照睡不误。现在却为何失眠呢？说不清楚。“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世故中人，总是难免。“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近代诗人陈三立的家国之忧，不能作为庸庸我辈的借口。

很怀念那段风涛满枕，依旧沉睡得了不知南北西东的岁月。那个惨绿的我，只因有懵无所知的醒，才拥有沉酣无虑的眠。就像那时过三峡，除了人人会背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三峡更多的故事和典故我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唐德刚先生“历史的三峡”这一提法。总以为三峡虽险，驾轻舟便可超越。直到亲身遭逢，才知道超越并不那么容易。看着夔门从天边的黑影一尺一寸地增高耸立，直到以万仞之势压迫而来，除了陡然汹涌的江流，天地俱失。船行峡中，有时真的像脱弦疾箭直直向前方峭壁撞去，等到跟前，发现江流近乎九十度急转，吊到嗓子眼的心才稍稍松了下去。峡中的礁石险滩纵然已炸去不少，但乱流依旧，乱石仍多。船长全神贯注，不敢稍有大意。他说，峡中依然危险。只是彼时的我，除了惊叫赞叹，何尝能体会船长紧张心情的万一呢？

杜甫一定能体会那种心情。他的国家，刚刚经历了安史叛乱，又遭受了吐蕃攻陷长安之痛，正带着满身伤痕，在历史的峡谷激流中艰难航行。大唐能走出他的“三峡”吗？诗人不断给自己打气，“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圣朝”，说得大义凛然。可心底的隐忧何尝一日稍去？“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骄奢淫逸的内忧和虎视眈眈的外患，千秋如一。再说，就算大唐平安走出“三峡”，对杜甫个人而言，他的人生终究是不可挽回地“错过”了。他甘心吗？或者，诗人会幻灭而永堕虚无吗？这是那个望着江月和风灯的诗人正在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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