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如果没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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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如其人

最终，神宗保留了书局，并且允许书局迁往洛阳，追随司马光。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位担任书局通信员的宦官，他奉命暗查，结论是“初虽有此旨而未尝请也”，也就是说，皇帝答应给书局御用笔墨绢帛和果饵金钱，但是司马光并没有领过。皇帝给的这项特殊待遇停留在口头上。书局风波，有惊无险，给司马光猛敲了一记警钟，政治上不得志，是可能影响到修史事业的。从此之后，他“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加快了修书的进度。

元丰七年（1084 年）十二月，《资治通鉴》正式完成，进献给神宗。它的最后定稿，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囊括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盛衰的皇皇巨着终于成书。此时，距离英宗皇帝下诏开设书局，已经过去了十九年。司马光扪心自问，“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对于英宗皇帝的眷遇，神宗皇帝的庇佑，他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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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史书为什么修了这么久？最简单的回答，两个字就够了——认真！司马光要求助手尽可能搜集所有的资料，“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然后编辑草稿，起草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不怕烦琐，就怕漏落。司马光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是斟酌删减，把草稿上无关宏旨的内容删去，让历史叙述呈现出清晰的脉络。《资治通鉴》的每一卷、每一行、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司马光的审定，他绝不是“空头主编”。

司马光亲手改过的草稿，堆满了整整两个房间。后来黄庭坚参与《资治通鉴》雕版印刷之前的校对工作，翻阅过其中的几百卷，他看到，司马光在上面写的批注，“讫无一字草书”，每一个字都是端端正正的，正所谓“字如其人”。

刘恕之死

《资治通鉴》成书之日，除了给皇帝上表交卸任务，司马光还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为范祖禹请求升迁。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位助手之中，刘攽是最早完成任务离开书局的，范祖禹最后进来，司马光手把手教会他怎样搜集资料、怎样整理资料，为《资治通鉴》准备草稿。这个年轻人在书局十六年，跟随司马光在洛阳十三年，司马光希望宋神宗能够让范祖禹入朝供职。

另一件事关思念，他比任何时候都想念早逝的助手刘恕。刘恕是司马光曾经最倚重的助手。最初，英宗让司马光自己选助手。司马光说：“馆阁里的文学之士的确很多，可是对于史学有专门研究、精于此道的，我没有听说过其他人。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刘恕！”

刘恕的政治倾向也与司马光相同。他和王安石是旧相识，王安石爱惜刘恕的才华，想要让他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刘恕反对王安石理财为先的主张，坚辞不受，又多次当面批评王安石的政策和作风，最终，二人绝交。熙宁三年，司马光离京外放，刘恕说：“我得罪了宰相，现在我的长官也要走了，我怎么能安心留下呢？况且我父母都老了，我不能久留京师。”刘恕的父亲是欧阳修的同年，性格耿介，不愿委屈心志迎合上级，五十岁弃官还乡，在庐山脚下隐居。刘恕主动请求回南康军老家做了一个监酒税的小官，一边照顾父母一边坚持修史。

有一段时间，书局的三员主力分在三处，司马光先在长安、后在洛阳，刘恕在南康军，范祖禹在开封，所有的讨论工作都必须靠通信完成，充当邮递员角色的有时候便是司马光的独子司马康。这样的艰苦境况在熙宁六年范祖禹随书局迁往洛阳后得到很大改善。可是，刘恕仍然被阻隔在南方。

司马光回到洛阳六年之后，刘恕终于得到朝廷允准，前往洛阳与司马光讨论修书之事。刘恕水陆兼程，赶了几千里的路抵达洛阳。七年未见，当风尘仆仆的刘恕站到面前时，司马光忍不住老泪纵横。

刘恕在司马光的独乐园里住了几个月，和司马光、范祖禹一起讨论《资治通鉴》的编纂事宜。到十月，刘恕假期已满，不得不启程回南方。

回到老家不久，刘恕去世，终年四十六岁。刘恕在病床上仍然坚持修书，“每呻吟之隙，辄取书修之”，但凡有一点好的时候，就要工作。后来实在觉得不行了，才让人把所有资料打包送回洛阳的书局。

如今《资治通鉴》成书，司马光怎能不格外怀念刘恕？可是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一杯浊酒，向南而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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