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部费”：清朝衙门潜规则》

感谢风逸寒发布历史故事《“部费”：清朝衙门潜规则》，内容如下：

大清体制之困

按照清朝的律法，收取“部费”不算贪污，顶多定性为“陋规”，也就是灰色收入。它的出现，当然是吏治腐败的产物，但又无法完全归咎于吏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清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四个特征决定的：

——朝大野小。咸丰以前，朝廷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是中央地方共灶吃饭，没有分开。地方奉旨收税，然后解送京城，由户部统一调拨和监督。财权集中，为的是巩固君主专制，防止地方尾大不掉，形成割据和山头。然而，地方财权小而事务多，为了办事，就不得不经常“跑部”，跟部院处理好关系。于是，大量的“驻京办”应运而生——总督、巡抚派自己的亲信家人常驻京城，奉送“部费”成了家常便饭。

——有权无薪。清代衙门里的书吏分成三类：一是“正役”，就是有正式编制，任期5年，届满辞退。二是“帮役”，就是编外帮忙的书吏，一般是行政主官自掏腰包雇来当帮手的。三是“白役”，只挂名，不上班。不管怎么样，朝廷都不给开薪水。书吏们当然不愿意白忙活，只好另辟蹊径，把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变现，勒索上门相求的地方官，从而换取维持生计和改善生活的银两。况且，很多部院的书吏严重超编，部院为了养活这批人，只好对“部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才无职。清代的科举考试，考的是“四书”“五经”，跟部院里的业务工作相去甚远。录用的官员大多是政务官，缺乏类似算账、断案的专业训练和能力。况且他们干几年就调走了，不会久居一职。而书吏长期在同一衙门、同一岗位效力，“一切案牍，皆书吏主之”。在办事过程中，书吏的事权越来越大，对具体情况的了解也更清晰。这也使他们既能通过各种渠道收取“部费”，又能蒙蔽行政主官。

——官穷志短。清代官员不仅俸禄超低，而且百年不变。七品官一年的正俸只有45两银子，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不到2万元。这点儿收入根本无法满足官员的体面生活和交际需要。因此，“部费”并非书吏的独享专利，许多部院里的京官，也不得不放下儒家伦理道德的架子，转而跟书吏勾结分肥，增加收入，补贴生活。

体制如此，类似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牛人”也难以逃脱。几乎每次报销军费，这两位封疆大吏都要饱受户部折腾。虽然位极人臣，对户部的做法却无可奈何，只好也做出托关系、找门路的事来。

李鸿章得到的“部费”开价，是书吏要拿走1.3%的回扣。这次报销的军费多达3000万两，折算下来，“部费”得40万两，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2亿元。

曾国藩得到的开价，是8万两银子。虽说这是经办书吏“几经让步”给出的“跳楼价”，但筹措起来也让曾国藩很焦虑。毕竟，这笔钱不能通过正式的财务程序划走，那怎么办呢？苦思冥想之后，他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奏请朝廷对军费报销免于审计。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战功的考虑，慈禧太后就同意了。有了“免审计”的圣旨，曾国藩终于可以在军费里左右腾挪，总算把书吏索要的8万两银子凑齐了。

穷官富吏的代价

曾担任户部江南司资郎的晚清文学巨匠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里记载了这样几组数据：书吏约请的家庭教师，月薪十两；王公大臣约请的家庭教师，月薪四五两。看着地位远低于自己的书吏们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靠借债补贴家用的他，气不打一处来。

他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这么多“部费”都是从哪儿来的？

答案当然是摊派。省级衙门向下属部门摊派，层层分解工作，落实责任，最后砸在了州县官的头上。而这些州县官根本不会自掏腰包，而是把这些银子通过加收“火耗”的形式，征收非税收入，当个二传手，把摊派加点儿成，砸到老百姓的头上。到头来，老百姓才是“部费”的最终“接盘侠”。

对于屡革不掉的“部费”，雍正帝曾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即便如雍正这般勤政，消除“部费”的改革措施也无一奏效。朝廷需要书吏来维持国家机器运转，但却没有为这些人准备哪怕一分钱皇粮。书吏们既没有薪水，也没有升迁的期待，无论是金钱，还是事业，都不理想。因此，他们唯一的念想，就是通过在部院的办事程序上设置路障，收取“买路钱”。这样的灰色地带和潜规则依旧延续，直至清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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