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黯淡的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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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是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书信之一。但司马迁在信中只管吐露自己的心曲，好像并不在乎收信的任安是什么人，结果，也就让任安成了一个非常有名又非常没有存在感的人。

任安出生于河南郡荥阳县的一个贫寒人家。

荥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荥阳，当时是天下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繁盛的县之一。这里有许多豪族大姓，所以寒门子弟若留在本地，没什么出头的机会；这里又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所以即使是生活困苦的人，只要留心观察打听，也可以获得丰富的资讯，培养广博的视野。

任安知道，要想成功，必须离开家乡。和很多人一样，他想到天下的中心长安去。他穷，凑不齐路费，不过有钱人去长安，也需要人赶车，于是任安就作为一个车夫，来到了长安。

长安城不知道聚集着多少心怀梦想生活困窘的人们，望着未央宫巍峨的北阙，很多人都会讲起这样的故事：有人早上在那里上书，提出自己治国的主张，晚上就被皇帝接见，获得高官厚禄。

这样的传奇故事，会被司马迁关注，写进《史记》里；但这样的好运，并没有发生在任安身上。任安终于还是决定离开长安，但也绝不能回家乡去，他作了一个常人想不到的决断，去扶风郡西部边界的武功县（今陕西武功）。

任安这个选择，非常聪明。家乡根本不会给你机会，长安城人才太多竞争过于激烈，武功就不一样了。当时武功是个小县，没有豪族，这意味着人们的起点比较平等；这里又是褒斜谷道的出口，也就是关中和汉中的一个关键联结点（后世的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就从这里杀入了关中），这意味着治安不会太好，不法分子很多，相应的，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也会比较多。

很快任安谋得了“求盗、亭父”的职务。众所周知，本朝的高祖皇帝刘邦出身卑微，不过是泗上亭长，而亭长这样的体制边缘人，也拥有两个副手：一个叫求盗，工作是逐捕盗贼；一个叫亭父，工作是开闭扫除。不管这份工作在公卿大臣眼中有多么不值一提，在地方百姓眼中，事实上这是颇有权威的角色。后来任安又因为出色的表现升任亭长，然后又取得了更好的名声。

正因为地处荒僻，狩猎仍然是武功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往往是全城男人一起行动。组织捕猎的时候，任安总是能根据人的体能强弱，分配合适的工作；分配猎物的时候，任安又非常公平。武功人因此信心大增，彼此说：“无怂也。”怂是惊惧的意思，就是有任安在，不用担心突然遇到猛兽，也不用担心为争夺猎物引发争端。任安还展示出过人的记忆力，行动时少一个人，他立刻就会发现。

总之，如果上战场，看来他会是个优秀的指挥官。就这样，任安又几次升职，甚至做到了县长。如果留在家乡，任安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只可惜，大人物一个任性的举动，足以让任安的努力瞬间归零。

汉武帝出巡，任安没有能够做好接待工作，被免职。不过任安也许还是应该感到庆幸，对大汉地方官来说，汉武帝出巡向来是生死关头。听说皇帝来了吓得自杀的，没下定决心自杀因此被汉武帝处死的，绝不可一二数。不管怎么说，任安命还在。所以，要想再次出头，还是要去长安。

任安第二次到长安的遭遇，被褚少孙写得非常生动传神。褚少孙说，任安做了卫青的门客，于是结识了田仁，两个人“同心相爱”。但卫青根本没意识到自己门下有这样两个人才，让他们遭到了很多羞辱。后来，汉武帝让卫青推荐几个门客到宫里来做郎官，卫青推荐的都是家里有钱的。幸亏来替皇帝选人才的，是着名的酷吏赵禹，他眼光如炬，发现卫青推荐的人仿佛穿上漂亮衣服的木偶，于是重新自己挑选。最后赵禹指着田仁、任安说：“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者。”卫青虽然很不乐意，但也不能阻止他们二人入宫为郎了。

当时司马迁在汉武帝身边任郎中，任安、田仁做了郎官，也就成了司马迁的同事，三个人就是这时结下的友谊。但是，褚少孙所写的，很可能不是事实。《史记》卫青和霍去病的传记里写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北伐匈奴取得大胜之后，汉武帝明显偏爱霍去病而冷落了卫青，所以很多卫青的故人和门客，都离开了卫青去投靠霍去病，然后往往就得以加官进爵，但是，“唯任安不肯”。作为任安的朋友，司马迁的记录当然可信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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