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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魏征家族的沉浮》

栏目:历史故事|发布:森林狼 已在故事者网站发布【24】篇文章
日期:2020-04-12|来源:领导文萃2020年4期|作者:游自勇|阅读:手机阅读

感谢森林狼发布历史故事《魏征家族的沉浮》,内容如下:

作为中国古代谏臣的楷模,魏征与唐太宗“君明臣直”的形象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并深入人心。然而,魏征的历史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得到确立,而是一个抑扬起伏的过程。

唐太宗与魏征

贞观初,朝廷对于治国方略有过一场争论,唐太宗最后接受了魏征行“王道”的主张。所谓的“王道”,就是以道德、仁义治国。贞观十一年以后,太宗功业既成,王道政治渐渐松懈,以至于魏征接连上疏,重提礼义治国,言辞甚为激烈,但太宗优容之,从未抹杀魏征的功绩。贞观十二年,太宗宴请群臣,再次提到魏征的功劳:

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征病重将卒。按照当时的礼制,人死后要停灵于家内寝堂上。然而魏征一生清俭,家内竟无正寝。当时,太宗正要在宫内营造一座小殿,听说魏家没有寝堂,就下令用自己营造小殿的木料给魏征建了寝堂。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逝,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本想以最高礼遇安葬魏征,但魏征妻裴氏以魏征遗愿婉拒,最后丧事从简。太宗亲自为魏征神道碑撰写碑文并书丹,代表了官方层面对于魏征一生功绩的盖棺定论。

魏征身后的落寞

魏征去世的贞观十七年,正是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为皇位争得不可开交之时,李承乾后因谋反案获罪,属于太子集团的杜正伦被流放,侯君集被杀,这两人都是魏征推荐的,当时就有人跳出来说,魏征结党,这触动了太宗敏感的神经,他对魏征的信任因此受到强烈冲击。之前,太宗将女儿衡山公主下嫁魏征嫡子魏叔玉,适逢魏征去世,婚事不得不延缓,但此时情势已经逆转,就在魏征卒后六个月,太宗不但手诏废除了联姻,还下令将魏征神道碑仆倒。

太宗这一次仆碑,表明君臣相知的神话已然破灭。贞观十八年十月至十九年九月,太宗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结果无功而返。当他途经昭陵,遥望魏征墓时,追思起魏征的犯颜直谏,感慨如果魏征还在,必定会劝阻这次辽东之役的。于是太宗慰劳魏征妻儿,派人祭奠魏征墓,把之前仆倒的神道碑重新立起来。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太宗薨,九月二十四日的敕书中指定的配享功臣名单里没有魏征,说明太宗对于魏征的心结并未完全打开。

到了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闰二月十五日的敕书 中,才规定魏征配享太宗庙。当时,中宗刚刚复唐不久,需要一些拨乱反正的措施来收揽人心,对前代功臣的尊崇是重要举措之一,魏征正好赶上了这个契机。至唐玄宗开元中,魏家寝堂遭受火灾,魏征子孙哭三日,玄宗特令百官赴吊,意在昭示天下自己追慕太宗、尊崇功臣,复贞观故事的决心。不过此举带来的效应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魏征后裔的沉浮

魏征卒后的落寞无疑影响到了整个家族。

魏征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

嫡长子叔玉袭爵郑国公,卒官光禄少卿,赠卫尉卿。叔玉嫡子魏膺,官秘书丞,神龙初袭封郑国公。另有一子魏载,官至怀州司兵参军,后因可能参与了唐宗室反对武则天的起兵,被流死岭南。长房一直居于长安魏征老宅,魏膺以后子孙生活贫困,连日常的祖先祭祀都无法维持,到魏征玄孙魏稠时,不得不把老宅质卖,子孙流散。

次子叔琬是书法家,官至国子司业。叔琬有子名魏殷,官至蔡州汝阳令,赠颍州刺史。这一支迁居洛阳。

三子叔璘官至礼部侍郎,武则天时为酷吏所杀,后裔湮没无闻。

幼子叔瑜卒于豫州刺史任上。他在书法史上很有地位,史书上说他“善于草隶,妙绝时人,以笔意传次子华及甥河东薛稷,世称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叔瑜有子二人:魏献、魏华,魏献事迹无考。魏华以书法知名于世,官至太子左庶子,封爵武阳县开国男,开元十年卒葬于洛阳,说明这一支也迁居洛阳了。魏华有子七人,其中有名魏瞻者,官至驾部郎中。

总的来说,魏征子辈活动于高宗、武则天时期,担任的多是四品官,只有叔瑜做到了三品官,四兄弟均知名当时,整体上属于唐代的“通贵”一族。第三代主要活动于中宗至玄宗时期,除了魏华官居四品外,其余人都是五品及以下小官,显示家族已逐渐退出“通贵”行列。

魏征历史地位及遗产

魏征历史地位的快速抬升出现在安史之乱以后。乱后重建社会秩序,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强教化,崇尚实学。魏征所倡导的“王道政治”又重新彰显出历史价值。

唐德宗是安史之乱后颇有作为的一任皇帝。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十二月,朝廷检勘武德以来实封陪葬配飨功臣们名迹崇高者,魏征居宰臣一等第五位,这是高宗以后官方首次明确给予的定位。

魏征历史地位的重新提升,给后裔们带来了命运的转机。如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正月,魏征五世嫡孙魏猗授湖州司马;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十月,魏征四世孙魏可则授南阳县尉。这都属于额外恩典,没有走正常的晋升程序。在中晚唐诸帝中,唐文宗对魏征最为尊崇,这为魏氏中兴创造了机会。大和七年(公元833年),魏征五世孙魏謩中进士,成为同州刺史杨汝士的僚佐。两年后,杨汝士升户部侍郎,当时文宗急切地想复制如太宗与魏征那样的君臣关系,积极寻访魏征之后,杨汝士趁机推荐了魏謩。这一年十月,魏謩被提拔为右拾遗。唐宣宗即位后,魏謩备位宰相。唐宣宗经常说:“魏謩绰有祖风,名公子孙,我心更重之。”可知其重用魏謩,和魏征有很大关系。

从中宗到玄宗开元前期,由于“贞观故事”成为朝野共享的一种重要政治资源,官方开始主动提升魏征的历史地位。此时,统治者对魏征的理解基本集中在“忠直”上,认为臣下敢于进谏、皇帝勇于纳谏,这就算是恢复“贞观故事”了,也就是说,“贞观故事”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魏征也被符号化了。这势必造成一种可以预见的后果:一旦皇帝对“贞观故事”不再感兴趣,官方对于魏征历史地位的评价自然会下降。开元中期至德宗即位前,魏征就处于这样的境遇。德宗以后,由于局势的变化,魏征的历史价值再次凸显出来。

隋唐之世,随着门阀势力的逐渐萎缩,功臣后裔走向衰微本属常态,魏氏家族在唐前期的发展状况亦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其家族的兴衰又天然地与先祖魏征密不可分,究其根源乃在于“魏征”在后来被符号化,变成了一种政治资源,这是其家族区别于其他功臣家族的地方。因此,忠直、极谏是魏氏兴衰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魏征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他的子孙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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