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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富强亡国

栏目:历史故事|发布:司圣语 已在故事者网站发布【17】篇文章
日期:06-11|来源:领导文萃|作者:孟宪实|阅读:收藏此文手机阅读

感谢司圣语发布历史故事《隋朝的富强亡国》,内容如下:

富强速亡的隋朝

中国历史上,强大而速亡的朝代有两个,秦朝和隋朝。

研究历代王朝的兴亡历史,一般地说,凡是即将灭亡的朝代,一定经过了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其一,腐败加剧,政府的社会建设职能基本丧失,从中央到地方,欺上瞒下成为官场主流风气,守法者犯法,社会掠夺代替社会管理。其二,统治阶级内部,利益集团纷至沓来,他们置整体的共同利益于不顾,疯狂追求小集团利益,于是国库空虚,国力耗尽。其三,对内掠夺造成社会矛盾激化,人民反抗暴政的风潮从局部逐渐向全国扩展。其四,对外掠夺造成民族矛盾加剧,边境地区的冲突逐渐向中原蔓延。其五,这些人祸势必引发天灾。所有这些矛盾相互激发,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的深渊。

然而,隋朝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一个新建立不久的政权,刚刚完成了武力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百废待兴,万业待举。转眼之间忽然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这种历史景象,如同泰山崩在眼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隋朝的富强是后人的共识,究竟有多富强呢?北方逼迫突厥臣服,南方一举扫平陈朝,西方打败吐谷浑,都是强大的证明。除了东方高句丽问题损兵折将以外,隋朝的四方政策几乎无往而不利。隋朝的富有呢?更是史载昭昭。贞观二年,根据唐太宗的说法,当时天下还在食用隋朝的粮食积累。唐太宗说隋文帝杨坚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一直到唐太宗贞观年间,君臣仍然对隋朝灭亡的缘由讨论不已。根据唐太宗的看法,隋朝的皇帝热衷于积累财富是从隋文帝开始的传统。唐太宗的评论说隋文帝是不爱百姓而爱仓库,所以在国家财富不断的积累过程中,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隋炀帝继承了父亲留下来的财富,也继承下了社会矛盾。他的奢华无道,是在旧有矛盾上火上浇油,最终导致灭亡。

国富而民穷

在推翻隋朝的运动中,很多隋朝的官员参与其中,从大业九年(613)的杨玄感造反,到大业十三年(617)的李渊晋阳起兵,都证明了这一点。于是有研究者认为,隋炀帝的政策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是,富强而不能与民共享,才是隋朝灭亡的最根本的原因。首先是一般贫苦百姓掀起了暴动的浪潮,然后才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化,一部分在隋朝政权内部高官任做、骏马任骑的人物,看到了社会的动荡,看到了隋朝灭亡的必然趋势,于是加入到反叛的阵营之中。

唐太宗时期,马周上书言事,曾经指出隋朝资敌情况:“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

这不过是天下大乱的一个缩影而已。《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炀帝诏开黎阳仓赈之,吏不时给,死者日数万人”。于是,政府的行为给反叛者提供了良机。瓦岗寨上的农民暴动军队,及时地加以利用。徐世绩建议李密,立刻攻打黎阳仓,他说:“天下大乱,本为饥馑。今更得黎阳仓,大事济矣。”于是李密派徐世绩率领五千人攻下黎阳仓,然后开仓恣民就食,很快获得胜兵二十多万,反隋的力量再次得到增强。

饥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只要一点点活命粮,就能获得他们的拼命支持。获得他们的支持很难吗?从隋末反叛者的行为看,这并不难。最需要拯救的最容易拯救,关键是没有施救者。隋朝政府,为什么如此成全了自己的反叛者呢?他们的政策,蔑视民众、漠视民众的观念已经成为习惯,他们已经走到了无力改变自己、拯救自己的路尽头。这其实只是最终的局面,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

天灾人祸

隋朝的灭亡,当然不仅仅是分配过程中的两极分化问题,生产过程也存在着严重的政策失误。隋朝末年的社会危机,史学家都看到了自然灾害的巨大影响。但是,天灾在古代,始终都与人祸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隋朝统一天下不久,隋炀帝就大兴土木,兴建巨大工程。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就下令修建东京洛阳城。在正式修建洛阳城之前,隋炀帝先征发几十万民工挖了一个巨大的壕沟,从龙门一直到上洛。这是一条军事天堑,等于在长安、洛阳以北设置了一道军事防线,长度近一千公里。这条壕沟,后来没有什么记载,在军事防卫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是,几十万民工的劳动的付出却是实实在在的。

不仅如此,在洛阳城修建的同时,隋炀帝又开始了大运河的修建。大业元年三月,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各地男女民工百余万修建通济渠,以打通淮河与黄河的水路。同时,再征发民工十多万沟通邗沟,沟通淮河与长江。两个工程完成得都很快,三月开工,八月完成。大业四年,隋炀帝再次征发河北各地男女民工一百多万开通永济渠,打开黄河与桑干河的通道,使得大运河的北端到达今北京地区。大业六年,再次下令修建江南河,把镇江与杭州连接起来,但是这次动用了多少民工,没有具体记载。修建运河的时候,劳力不足显现出来,于是开始征发妇女,“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隋书·食货志》)隋炀帝政府对于社会劳动力的使用,几乎就是竭泽而渔的政策。

隋炀帝的工程到此并没有结束,同时期还有修筑长城的浩大工程。

大业三年七月,隋炀帝第一次北巡,“兴众百万,北筑长城”。一年以后的大业四年七月,隋炀帝第二次北巡,再次征发丁男二十万,继续修筑长城。大业五年六月,隋炀帝西巡吐谷浑之地,从青海途经大斗拔谷进入河西走廊,在大斗拔谷遭遇大风雪,随行士兵四十万,冻死甚多,有的记载说是“大半”,有的记载说是十之二三。皇帝出巡,虽然是皇帝的一种职责表现,但是当时条件下,确实是地动山摇的大事。即使这种突遇大风雪的事情属于偶然,但是皇帝随行大队人马的耗费,就是地方的沉重的负担。

大业六年修建江南河,当年隋炀帝第二次南下扬州。转年,隋炀帝就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经过一年的准备,隋炀帝御驾亲征,率领大军113万人,而负责粮草运输的民工“倍之”(《隋书·炀帝纪下》)。第一次征高句丽,到达前线的35万军队,回来的只有两千多人。于是,各地暴动纷纷出现。大业九年,第二次出征,内部爆发了杨玄感叛乱,打乱了隋炀帝的部署。大业十年第三次出征,高句丽国王假投降,给了隋炀帝一回胜利的感觉。此后,隋炀帝还在准备继续用兵高句丽,但是国内的民众暴动已经全面爆发,局面已经失控,等待他的是天怒人怨和隋王朝的土崩瓦解。

隋炀帝即位开始,政府的重大工程就随之上马,此后几乎无年无大役,动辄就是役使民众上百万,年年不得休息。大量的劳动力脱离土地,脱离生产,整个社会因为农业生产开工不足,社会积蓄大量消耗,最后形成坐吃山空的局面。大量农民长期脱离土地,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本来在分配领域就是国富民穷,而大量的劳动力不能从事生产,造成民间根本没有机会积攒最低的生活储备。一旦饥荒发生,民间必然全部依赖政府。而政府的功能减弱或丧失,只能激发民变。

不无讽刺的是,隋炀帝在下达修建洛阳城的时候,他在诏书中还说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隋书·炀帝纪上》)但事实上,他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剥夺了百姓的发展权,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权。

不是所有的社会矛盾都会导致政权灭亡,但是任何社会矛盾,尤其是政策性失误导致社会不公,总会对政权的合法性造成伤害。隋朝这样的政权,给历史提供的几乎尽是教训,这就不单纯是这个政权的悲剧了。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各个部分互相依存,如果各种矛盾只能激化到用改朝换代才能解决的地步,说明这个社会的结构存在着巨大缺陷。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的自我管理能力一直在提高,防患于未然并非不能实现。隋朝灭亡以后,唐太宗君臣就多有震动,他们很认真地在进行总结。唐太宗说的“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就是有感于隋朝的富强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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