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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被错评的名诗》

栏目:历史故事|发布:啸天狼 已在故事者网站发布【29】篇文章
日期:2021-12-22|来源:文史博览|作者:王树仁|阅读:手机阅读

感谢啸天狼发布历史故事《被错评的名诗》,内容如下:

古今以来,虽然大多数评诗者对诗歌都“评”得入情入理,但是也有评诗者因对诗歌的理解欠佳或所掌握的知识肤浅,而发生“错评”的现象。

欧阳修错评《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代诗人张继写的一首题为《枫桥夜泊》的七绝。到了北宋时,大文学家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对此诗是这样评论的:“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就是说欧阳修以为“三更半夜不是打钟的时候,故诗句虽佳,却不符合现实”。他的引文,误“城外”为“台下”,“夜半”为“半夜”,可能是记忆之误或是所见者为别的文本。那么,寒山寺“夜半”到底敲不敲钟呢?

南宋词人叶梦得在其《石林诗话》中写道:“’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唐张继题城西枫桥寺诗了。欧阳文忠公尝病其夜半非打钟时。盖公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山寺,实以夜半打钟。”这段话的意思说的是:欧阳修说半夜打钟不对,那是他没有到过吴中,人家吴中的山寺“半夜”确确实实也打钟。

南宋文学评论家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中曾列举了几个诗人的诗,用来证明唐代不少寺里半夜都打钟,甚至到了宋代也有半夜里打钟的寺:“《王直方诗话》云:欧公言唐人有‘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之句,说者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余观于鹄《送宫人入道》诗云:’定知别往宫中伴,遥听缑山半夜钟。而白乐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岂唐人多用此语也?倘非递相沿袭,恐必有说耳。温庭筠诗亦云:’悠然逆旅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

南宋文学家陈岩肖的《庚溪诗话》曰:“然余昔官姑苏,每三鼓尽,四鼓初,即诸寺钟皆鸣、想自唐时已然也,后观于鹄诗云:‘定知别往宫中伴,遥听缑山半夜钟。……则前人言之,不独张继也。宋人孙觌绝句《过枫桥寺》:’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桥边寺,倚枕犹闻半夜钟。”此段话说的是唐代和宋代的寺半夜都有打钟的。

欧阳修之所以错评了《枫桥夜泊》,即说寒山寺半夜不敲钟,是因为他不了解具体时代具体地方的真实生活,是仅凭片面的理解,而对其作出了不正确的评论。

沈括错评《大林寺桃花》和《古柏行》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这首题为《大林寺桃花》的诗是大诗人白居易在唐元和十二年(817)春末,与几位朋友结伴游江西庐山时写的。到了北宋时,有一天,科学家、文学家沈括读了白居易的这首诗后,非常惊讶,带着讥讽的口吻评论道:“既然‘四月芳菲尽了,怎么会’桃花始盛开呢?大诗人也写出这样自相矛盾的句子,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呀!”说完,他也就把这事给忘掉了。想不到后来有一年的四月,沈括到一座山上考察,当见到“山下众花凋谢,山顶上却是桃花红艳”的景色后,猛然想起了白居易的那首诗,这才感到自己错怪了白居易,同时也从中发现了山的高度对花季的影响,即由于山上气温低,春季的到来要晚于山下。

后来,沈括又找来这首诗细读,发现前面有一篇序,白居易在序中写道:“(大林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花),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沈括读后,更感到是自己错评了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诗,一是读书不细,二是经验太少。

唐代诗人杜甫曾写过一首题为《古柏行》的比兴体诗歌,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沈括对这首诗很不以为然,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对“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表示疑义,他说:古柏“四十围”是径七尺,而高“二千尺”,岂不是太细了吗 ?他以算术来解诗人的句子,感到不可思议,故对杜诗提出了批评。

其实,这种批评是错误的。因为诗歌既然是一种艺术,往往会运用夸张的手法,说出事实上不会有的事。如李白曾写过“燕山雪花大如席”“白发三千丈”的诗句,而现实生活中,雪花再大也不可能有席子那么大,头发再长也不可能有三千丈。杜甫在诗中这样写,只不过是一种艺术夸张而已。南宋的文学评论家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指出:“余游武侯祠,然后知古柏诗所谓’柯如青铜根如石,信然!决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语。‘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此激昂之语。不如此,不见柏之大也。文章故多端,警策往往在此两体耳。”

由此可见,沈括的评诗未免迂腐偏执,他擅长研究自然界的科学现象,但对文艺作品却有点像门外汉。

杨慎错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写的一首题为《江南春》的七绝。到了明代,文学家杨慎在其《升庵诗话》中对《江南春》是这样评论的:“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这就是说,杨慎是主张将“千里”改为“十里”的。那么,要不要将“千里”改为“十里”呢?

明代胡震亨所编《唐音戊签》在针对杨慎的上述评论说:“杨用修欲改’千里为‘十里。诗在意象耳,’千里毕竟胜‘十里也。”

清代文学家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也曾驳斥了杨慎的上述评论:“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

《唐人绝句精华》曾指出:“按杨慎之说,拘泥可笑,何文焕驳之楚也。”这就是说,何文焕的说法是对的。

之所以说杨慎错评了《江南春》,是因为既然诗题为《江南春》,那么用“千里”二字切合题意,且照应题中的“江南”二字。全诗泛写江南春色,所写之景并不限于一处,诗中所写的景象更加开阔,全诗诗味也更加浓郁。而杨慎只从具体数字上抠,错误地认为“千里”之遥,既看不见,又听不到,不如改为“十里”贴切。他不晓得诗人是在写诗,诗人的思维不是站在某一处看到的景象,而是就整个江南春色而言。读来令人遐思无限,美不胜收,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和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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