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戊戌“首罢”：帝师翁同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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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无咎罪在康

翁同龢，字叔平，号松禅，清咸丰六年（1856）一甲一名状元，清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预机务多年。

翁同龢第一次见到康有为的着作为光绪二十年（1894），当年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来京会试，张謇高中状元而康梁双双落榜。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类，在晚清学界争议颇大，为主流所不容，如张之洞斥责康说为伪学，而翁同龢更是将之称为“野狐禅”，并为之惊诧不已。

然而，在甲午战败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开始得到一定的呼应，而其发起的公车上书、反对议和、组织强学会等，均得到翁同龢的背后支持。

事实上，在戊戌年时，康有为不过是个小小的工部主事，六品小京官，可谓人微言轻。而将康有为推到光绪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翁同龢。

当然，关于这段故事，翁同龢在日记中有意加以删削，但康有为这边的记载却清楚地证明翁同龢曾屈尊拜访，这才使本已决意出京的康有为继续留京，由此引发了变法大事。

据《新世说》中云：戊戌年时，光绪皇帝奋发自强，欲求人才。某日，其问师傅翁同龢：“卿自谓何如康长素？”翁答：“康之才胜臣百倍。”

由此，光绪皇帝决定召见康有为。但是，恭亲王奕欣认为这不合“祖制”（召见须四品官以上）而极力反对，最后才折中为总理衙门大臣集体召见康有为，然后将谈话内容上报。

大概看到主流派官员对康有为的反对态度，或者因为这次接见加强了对康有为的恶感，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而在这一时期，光绪皇帝对康有为却越来越重视，后者呈递了第六次上皇帝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还送了两本变法参考书：《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

三月上旬，光绪将这两本书转给慈禧太后“慈览”，以争取老太后的支持。同时，光绪又令翁同龢再让康有为进书。然而，翁同龢这次却拒绝了光绪的指示。

次日，光绪不依不饶，仍问翁老师要康有为的书。翁夫子的犟脾气上来，说这事让总理衙门办。光绪便让翁师傅转告张荫桓，让张来转呈。而翁夫子仍旧抵制，说张荫桓天天进见，您可以自己跟他说，但光绪坚持要翁同龢转呈，翁无奈只好答应。

翁同龢为何会对康有为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或许，除了学术上不同，政见上和个人观感上，翁同龢都认识到康有为这个人有问题罢？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晚了。翁同龢与教了二十多年的弟子光绪帝顶牛的结果——是自己出局了。

帝师被罢为哪般

说起翁同龢人生的转折点，还得从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那天说起。

像往常一样，翁同龢和其他军机大臣早早地来到颐和园朝房外等候召见。没多久，中官太监即传诸大臣入见，但正当翁同龢也要起身时，奉旨太监却又交代了一句：“翁大人留步！”

此言即出，其他大臣不免面面相觑，翁同龢更是备感诧异，但也只能看着其他大臣鱼贯而入，自己仍等候在原地。

果然，在被召见的大臣退出后，御前太监向翁同龢宣读了一份上谕：

据四月二十七日内阁奉朱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至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遂加严遣。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上谕读罢，翁同龢有如五雷轰顶，陷于茫然失措之中。而在当天，朝廷还宣布两项人事调整：

一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迅速来京陛见，原福州将军裕禄即行来京。

二是协办大学士兼总理衙门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可以看出，这两项人事调整与翁同龢开缺回籍相辅相成，其担任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均被开缺，由王文韶等人分别接任。

从清光绪二年（1876）开蒙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毓庆宫书房裁撤，翁同龢做光绪的师傅一做就是二十二年之久。期间，除请病假和回乡修墓外，翁同龢几乎没有离开过光绪，两人感情很深，说是情同父子，亦不为过。

然而，宣布变法仅四天，翁同龢即被驱逐回籍，这又是为何呢？

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认为翁同龢的被罢黜，很可能是光绪皇帝本人的意思。

也有人说，光绪皇帝罢黜翁同龢是因为后者多次触怒皇帝，而且翁同龢还反对光绪的变法。

此外，在甲午后举借外债问题上，翁同龢应对无策，办理昭信股票又弊端重重；再如1897年“胶州湾事件”中，翁同龢时而软弱、时而强硬，引起慈禧太后及相关大臣们的不满。由此，翁同龢成为众矢之的，并引起朝内外一些官员的上书弹劾。

事实上，翁同龢此时对自己的定位也十分尴尬：在康梁激进派眼里，他太保守（其被罢黜后，康有为及其他维新党均未做任何表示）；而在保守派眼里，他又与激进派走得太近，有引狼入室的嫌疑。

帝师回乡后，伤心到盖棺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1898年7月1日），翁同龢离开京城。这一次，他坐的是火车，而且是生平第一次坐火车。到老家常熟后，地方官自然对这位两朝帝师极为尊敬，地方上的各种事务也都要一一请教，俨然一衣锦还乡的官宦大佬。

然而，这一切在当年十月廿一日后戛然而止。这一天，光绪掷下上谕，曰：“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十倍，意在举国以听。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其余陈奏重大事件，朕间有驳诘，翁同龢辄怫然不悦，恫吓要挟，无所不至，词色甚为狂悖。其跋扈情形，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着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

翁同龢原本只是开缺，并非处罚，但这次升级为革职，而且永不叙用，这就是将甲午主战和百日维新的新旧账一起算了。最末，还得“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当然，和最后一句相比，革职、管束之类都不算什么，“居心险诈”这四个字恐怕才是最令翁同龢痛心的吧！

此时的翁同龢，其心情该用“心如死灰”来形容吧？

之后，翁同龢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闭居乡里的这段日子，翁同龢在日记中反复写下两个字“闷坐”，北望朝阙，终无一语，其内心之苦闷，可想而知。

1904年7月4日，翁同龢在抑郁苦闷中去世，年75岁。翁同龢生前，有刻薄的人讽其“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满腹多忌多疑，满身无才无识”。这话当然说得有些过分。

事实上，翁同龢乃一“太平宰相”，其有安分守礼之才而乏应急济变之能，而究其原因，恐怕也是他一生科举、仕途太过顺利，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而不知人情世故、民间疾苦所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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