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从半世浮华走出的弘一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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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字息霜，出身进士、盐商家庭。早期艺术教育家，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曾赴日本学西洋绘画和音乐。归国后一度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杭州师范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任绘画、音乐教员。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采用外国曲调重填新词，创作歌曲《送别》等，对中国近代早期艺术教育具有启蒙意义。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后专研戒律，弘扬佛法，被佛教界尊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纵观李叔同的一生，经历丰富，多姿多彩，个性鲜明且特立独行。正如他的得意门生丰子恺先生评论的那样：“弘一法师由一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都是‘认真的缘故。”中国当代着名作家、学者林语堂先生也认为：“李叔同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分析。

出身富商，半世浮华；皈依佛门，半世苦行

李叔同出身于天津富商“桐达李家”，父亲经营盐业和钱庄，是一位典型的家境富裕、交游广泛的世家子弟。他读四书、习书画、吟诗词、精篆刻、弹钢琴、演话剧，留学东瀛，才华横溢，“二十文章惊海内”，同时还迷恋坤伶、诗妓和戏子，消遣秦楼楚馆，寄情风尘声色，享受半世浮华。人到中年，厌倦尘事，突然遁入佛门，一个华丽转身，半世苦行，成就了一代大德高僧。那么这种泾渭分明，判若两人，近似戏剧效应的嬗变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就根据其人生发展的轨迹来作一次梳理分析。

出身庶子，地位卑微。李叔同在《初到世间的慨叹》中写道：“我是父亲的小妾生的……在那时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为庶子，身份也就无法与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相比。从小就感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给我带来的压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着，也许这就为我今后出家埋下伏笔。”这种压抑，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他性格孤僻，脾气古怪，特立独行，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与他同时代的我国话剧艺术教育先驱之一、着名剧评撰稿人徐半梅就认为：李叔同脾气太怪，“在社会上是此路不通的，所以只好去做和尚。”这是其出家的身份因素。

佛赐祥瑞，家庭熏染。李叔同出生时，据说有一只喜鹊口衔一枚橄榄枝放在产房的窗台上，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而这枚橄榄枝也一直伴其终生。加上父亲笃信佛教，家中设有佛堂，大娘和嫂子等都教其诵经，每到叔同生日必大举放生，父亲病逝时大做佛事，以及父亲遗联“今日方知心是佛，前生安见我非僧”的影响等，李叔同幼小时便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玩起和尚念经和学放焰口等游戏，就有了敬佛亲佛的倾向，甚至“很喜欢念经时那种空灵的感受”。这是其出家的家庭因素。

政见不一，背道而驰。父亲去世早，长兄为父。而李叔同比哥哥小整整12岁，哥哥的管教比较严厉。但叔同认为，哥哥言行不一、表里不同、攀权倚贵、嫌贫爱富，便渐生叛逆倾向，反其道而行之，有时还故意放浪生活、声色纵乐，终于厌倦人生，看破红尘。这是其出家的叛逆因素。

西湖任教，清幽绝俗。李叔同曾在西子湖畔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多年，非常注重为人师表的道德修养。那种忙碌而充实的生活，将其年轻时沾染的所谓名士习气洗刷干净，使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静和平淡，一种空灵的感觉油然而生，清澈明朗。这从曾先后在该校任教的沈钧儒、朱自清、俞平伯和叶圣陶等名儒大家身上均能显现，他们大多是清幽绝俗的淡泊文人。渐渐地，李叔同的生活状态也变得内敛起来，喜欢离群索居、独处一隅、息交绝游。他，心有所属。而明镜般的西湖，“笛韵悠扬”“山色空蒙”“钟声林外”，恰恰满足了他的需求，他曾在诗中写道：“一半勾留是西湖”。一次与好友在湖心亭吃茶，夏丏尊对李叔同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叔同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加之杭州浓厚的佛教氛围，也让他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归宿，最终遁入空门。这是其出家的远因。

家道中落，消极悲观。随着国势日蹙，曾经富甲天津的“桐达李家”也不可避免地逐步走上了下坡路。1911年，李家经营的最后一爿钱铺歇业，经济地位彻底丧失，终于家道中落。于此同时，李叔同搬出老宅，奉母南下。家族的分离，也给他带来情感上的裂变，莫名伤感。不久，母亲又不幸病逝，维系封建大家庭的最后一丝希望也不复存在。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巨变，加之家族内部的变化，多多少少在青年李叔同的内心渐生消极悲观遁世的情绪。出家，也就成为他寻求精神慰藉，或者说是一种“自我人格的完善”的方法。这是其出家的外因。

精神导师，熏陶渐悟。1902—1903年间，李叔同与马一孚相识并频繁交往，两人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弘一圆寂。马一孚曾游学日美，饱读经书，学贯中西，是民国时期着名的国学大师，又是佛学家。李叔同对其很是推崇：“自去腊（去年）受马一孚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马一孚可谓是李叔同的“精神导师”，是其学佛道上的引路人。这是其出家的诱因。

道德为本，儒释相通。李叔同的父亲为进士出身，本人也曾以监生资格两次参加乡试，虽两度落榜，但他始终认为“以孝悌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李叔同最后由儒入佛、由尘世而归于空门，或许与此种追求有关。他在留日学生创办的《醒狮》杂志上发表的诗句就可以佐证：“誓渡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后来，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曾说：“没有比依佛法修行更为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在他看来，佛教是积极的、救世的。这一点，儒道和释教是相通的。这是其出家的内因。

断食修行，除旧换新。夏丏尊曾给李叔同推荐了一篇关于断食修行的文章，称可以帮助其身心更新，从而达到除旧换新、改恶向善的目的，使人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李叔同年幼时体弱多病，患有肺结核、神经衰弱症等，便也想以此一试，既能治病，又能修身养性，何乐不为呢？！于是，1916年，李叔同在西子湖畔的虎跑寺开始断食三周。断食期间，他感觉“身心轻快了很多、空灵了很多，心的感受力比以往更加灵敏了，并且颇有文思和洞察力，感觉就像脱胎换骨过了一样。”李叔同内心澄澈干净，自觉已然重生。他在断食期间还写下了一篇《断食日志》，不过直到他圆寂后，才于1947年刊登在上海《觉有情》杂志上。这是他出家的近因。

两受刺激，终下决心。就在断食体验后不久的那一年除夕，李叔同没有回家与亲人团圆，而是在虎跑寺过的年。有一天，马一孚的朋友也入山习静，没几天，竟毅然绝然地剃度出家，皈依佛门。李叔同目睹其受戒的全过程，内心受到强烈刺激，心生向往，遂于1918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十五）发心皈依三宝，拜了悟禅师为师，法名演音、法号弘一，成为一个在家修行的居士。由于考虑到出家的种种困难，李叔同本打算“先做一年居士，转年再行剃度”，因此经常是寺庙——杭州——南京间来回奔走，非常辛苦。夏丏尊很是后悔，一次激动地对李叔同正话反说：“与其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不如索性出家做了和尚，倒清爽！”一句气话，不想竟再次刺激到李叔同，促使其下了最后的决心——剃度出家！同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日，李叔同到虎跑寺落发受戒，由慧明法师剃度，正式成为一名僧人。这是其出家的直接因素。从此，半世浮华半世僧，尘世再无李叔同。其实早在他做居士后的一个多月，李叔同在给学生刘质平的信中已经流露出了剃度的念头：“不佞近耽空寂，厌弃人世。早在今夏、迟在明年，将入山剃度为沙弥。”朋友的一句气话，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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