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1910，长沙郭园的一次官绅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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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政大学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成分复杂，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杨度都不以为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写出了十余万字的《金铁主义说》，公开提倡君主立宪制。尽管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直到晚年，他在上海跟夏衍谈及往事时，才坦陈自己走了长长的弯路。

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南成立宪政公会，推举杨度为会长。他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

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拟调其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京卿。这就是杨度在雅集题照中“京朝敦促”之原因所在。

求同存异的相聚

不过，也许杨度并没有在这次雅集时多谈自己的政见。因为在场的龙璋，是一个非常坚定的革命派，如果两个政见迥异的人在这个场合公开辩论，定会破坏友善的氛围。

龙璋也是世家子弟，叔父龙湛霖为晚清翰林、刑部侍郎。他自己则是郭嵩焘、陆润庠的门生，陶澍孙女婿（左宗棠外孙女婿），谭嗣同亲家。他之前在江苏任官时结识了黄兴、蔡锷、宋教仁、章士钊等人。庚子国难时，龙璋积极推动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实行“东南自保”。光绪三十三年辞官回乡后，兴办了多种实业，成立商会，并出资建立长沙明德学堂、湖南高等铁路学堂等。他还是黄兴的坚定支持者，华兴会即在他的西园寓所成立。加入同盟会后，又不断对孙中山、黄兴助以巨款支援革命。

第二帧照片另一段文字由周大烈撰。他认为“时局之变迁益亟，一切人事遂心不可以故常推测”，因而“追维畴曩，俯念将来，益滋恐惧”，其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是非常强烈的。杨度此去正值时局变幻莫测之际，所谓“碧湖后之日月往矣，郭园后之日月方来”，他希望杨度好自为之的用意不言自明。

第三帧照片的正中上有曾广钧的一首回文诗，写于雅集的当天。他既然已经不关心时政，因此诗文里并没有太复杂的用意。

梁焕奎的赞文及胡子清的跋文在该照片的左侧。梁焕奎以“主宾杂裙屐，谐谈脱尘塧”来形容这次嘉会之“雅”，又以“况有上智人，悠悠群物外”来意有所指。梁焕奎举人出身，曾任湖南矿务总局文案，又于益阳板溪成立久通公司，冶炼锑矿。后调学务处文案。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任湖南留日学生监督，同年5月改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光绪三十四年（1908），梁焕奎改久通公司为华昌炼锑公司，自任董事长，杨度在其中拥有股份。厂设长沙南门外西湖桥，采用法国赫伦士米氏方法冶锑矿，产品质量超过英国。

胡子清在人群中显得低调。光绪戊戌和庚子之变，促使他写成《历代政要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中湖南乡试第三名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胡子清以“绩学之士”由湖南官费选派日本留学，与夏同和、杨度及同县老乡萧仲祁交好，与秋瑾也有往还。留日期间，他编译《财政学》一书，纳入杨度主编的“法政萃编”丛书出版，最早为中国引入了财政学这门学科，成为中国财政学科第一人。光绪三十二年 （1906）回国后，胡子清主持湖南法政学堂。他的题照跋文形容“园林之胜，仿佛辋墅；宾朋之盛，无谢应刘”。并特别表达了对王闿运的尊重，赞其“灵光岿然”，而“微言庄论，杂以谐谑”，“卝痞”之语，或缘于此。

胡元倓也是当年湖南官费留日学生之一，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回国后，在表兄龙璋的资助下，创办明德学堂。他提出办教育“是磨血之人”，不惜用毕生精力“磨血”，培养出众多救国人才。

廖树蘅早年入湘军周达武军幕，回湘后出任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总办，为提高开采效率，创造露天采矿法，成效卓着，赢利达600万两白银。

谢钟枏出自书香门第，以岁贡生由训导捐升至道员衔。与同县着名茶商朱紫桂合资经营新化锡矿山锑矿，先后达13处之多，后又发起成立了湖南实业银行。

黄忠绩于光绪二十八年赴日本弘文学院，与杨度同学。回国后与其兄黄忠浩在湘西多地开办金矿和铅矿。

由此可见，廖树蘅、梁焕奎、谢钟枏、黄忠绩等人并不是王闿运笔下所谓的“矿痞”，而是湖南矿业领域的先驱，他们先后走上以文人投身实业的救国之路，是近代最杰出的湘商代表。

后会无期终有期

郭园雅集之后，诸人各奔西东，再未相聚。那年7月，17岁的韶山青年毛泽东，前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他对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探索就是从那里开始起步的。稍后不久，他还将在长沙与龙璋的堂侄龙伯坚相识。

民国八年（1919）底，毛泽东与杨度在北京相遇，进而成为同志。他最终成了杨度在自挽联中所期待出现的那个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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