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明神宗的“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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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兢兢

皇权新旧交替之时，宫闱总是充满血雨腥风。小皇帝明神宗即位刚7天，白发苍苍的高拱即在权力斗争中，黯然离场。

张居正终于浮出水面，取得了内阁绝对权力核心地位，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神宗生母为“慈圣皇太后”。神宗在内任用冯保，而朝中大权都交给张居正。

在小皇帝的成长世界里，张居正、冯保成了影响他人生的重要伙伴，张居正除了主持内阁工作，同时承担起小皇帝的教育工作，而冯保这个司礼监的负责人成了小皇帝的“大伴”。

10岁的孩子，一切都要仰赖张居正的辅佐。张居正身材高大，长须及胸。这个孩子十分聪明，知道眼前这个“长胡子老头”的厉害和重要。总是很谦卑地称他为“先生”或“张先生”，在下御札时，也不多提其名，只写“谕元辅”。在两宫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在小皇帝的配合下，张居正将明代改革推向了历史最高水平，影响极其深远。

张居正对神宗皇帝的教育极其严厉，一次神宗读《论语》，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其声如雷鸣，这一突然的训教，让神宗“悚然而惊”，在场的同僚们无不大惊失色。慈圣皇太后为配合张居正调教，在宫中对神宗严加训导，“常常守着看管”，“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神宗对张居正内心极为忌惮，慈圣皇太后动不动谴责神宗说：“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所有的这些外围压力给这个10岁的孩子强大震慑，他没有了安全感，整天战战兢兢，这样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体悟得更深刻。不仅如此，两宫皇太后对司礼监冯保十分倚重，神宗大婚之前，慈圣皇太后特别要求冯保，要他“万分留心，引君当道，勿得顺从，致伤圣德”。冯保当然唯命是从，寸步不离地看管这个小皇帝。《明史·冯保传》讲了这样一段故事：“慈圣皇太后遇帝严。（冯）保倚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之。时与小内竖戏，见保入，辄正襟危坐，曰：‘大伴来矣。”

就在亲政的前两年，万历八年（1580）的某天，神宗在乾清宫执事太监孙海、客用的诱导下，酗酒闹事，一时宫内大乱。第二天冯保将此事报告给了慈圣皇太后。太后第一反应极其强烈，怒气冲冲地扬言：欲召阁部大臣，谒告太庙，将废神宗，另立他弟弟潞王为帝。神宗顿时吓得跪在地上哭泣多时，以示忏悔，皇太后才肯宽恕。

结果，按照冯保、张居正的意思，降黜了神宗身边一大批亲信太监，由此神宗对冯保的关系由信赖、畏惧转为怀疑、怨恨。而冯保仗着皇太后的势力，对神宗有恃无恐，为将来的下场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这年，18岁的神宗已经成年，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的任务似乎可以结束了。对此张居正是矛盾的，他害怕别人议论他把持朝政，自己完全知道“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便于三月二十二日向神宗提出“祈休”请求，意在归政。尽管对权力的贪恋就像鸦片中毒，但作为通读历史典籍教训的他不得不作深长计议，以免前功尽弃，中途翻车。他在给湖广巡抚的信中表达了一种隐忧：“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张居正想到权臣霍光、宇文护强势操控政局的下场，不免有了恐慌情绪，《汉书·霍光传》里“威震主者不蓄，霍氏之祸萌与骖乘”几个赫然大字让张居正的心里一阵颤抖。

虽然神宗皇帝多次对张居正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这话如果反过来想，真是“不同凡想”。

张居正在两年前就给神宗递交了《乞归葬疏》，神宗毕竟16岁了，遂示以“倚毗方切，岂可朝夕离朕左右”。张居正再次祈求后，神宗遂说：“先生到家事毕，即望速来。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这句话倒也是事实，所谓的“万历新政”无非是“张居正新政”，帝国的所有工具都掌握在张居正一人手里，情商及自尊心极高的神宗心里必定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愤恨，只不过他懂得隐忍的妙处。临行前，张居正上奏说：“大婚之后，应该要有节制，要爱护保养身体，留心于庶务万机。”说完伏地哭泣，明神宗也为之哽咽得说不出话。与此同时，神宗告诫次辅吕调阳等人说：“有大事不得擅自独断，应疾驰驿送江陵听从张先生处理。”权力的使用至此达到极端默契，只不过越默契，神宗的心里就越不痛快。

张居正回乡葬父，湖广地区各衙门官员全部到场，唯有巡按御史赵应元没去，张居正怀恨在心，这件小事，完全体现了张居正内心的傲视天下。明代内阁权臣严嵩、高拱已经到了无所不统的地步，张居正犹有过之。当时人说，张居正受顾命辅政，“宫府一体，百臂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即把皇帝内宫的事务和朝政的事务集于一身，货真价实的威权震主！这一点张居正自我都不否认。他曾对阿谀自己的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即摄政，代替皇帝施政。

神宗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战战兢兢地等待，直到张居正去世的那天。

亲政之后

万历十年（1582）对于神宗来说是一个重大年份，这一年，张居正病逝，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继任首辅，这年神宗20岁，遂亲自过问朝政，企图有所作为。司礼监太监总管冯保失去了张居正这样外延强有力的支持者，神宗开始着手剪除他。神宗在言官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姑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既然冯保可以扳倒，张居正有何不可。言官窥知皇上之意已移，便交章弹劾张居正。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十四日，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先出马，历数张居正十四条大罪。经过多方谋划，张居正不仅身败名裂，连家都给抄了，张家子女因此饿死者有10余人。同时搜出了张居正诸子和兄弟全部家藏，得到黄金大约一万两，白金十万两。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经不住刑讯上吊而死。

神宗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亲政以后，励精图治，一度形成“事事由朕独断”的局面。

《明通鉴》讲述了下边的一件事情，万历十三年（1585），明神宗到南郊步行祈祷，他当着群臣的面对内阁辅臣说：“天气干旱虽然是由于朕没有君德引起的，但也是由于天下官吏贪婪，盘剥坑害百姓，以至干犯天和，今后应当慎重地选择官吏。”他的敬天法祖、拖着沉重的肥胖身体大汗淋漓地祈雨，一度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与此同时，明神宗提拔了申时行接替张四维出任内阁首辅，把朝政大权牢牢掌控。他的执政风格相当强势，对臣下的上疏相较温和的谏言都予以排斥，任性自大的骄纵性格日益明显。

打掉冯保、张居正后，神宗心里有种突然的轻松和疲惫。

权力的掌心翻过来，整个社会都将受到巨大震动。明神宗的掌心往下一扣，整个朝政如同地震般发生强烈震颤，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文官集团也将发起对抗。彼此之间的交涉虽然只是几张不经意的奏折和批示，但文字斗争往往胜过其他，“自杀式谏言”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锦衣卫忙得不亦乐乎。所谓君臣吵闹声声入耳，权力斗争步步惊心。万历年间明神宗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的肆意谩骂，直接逆反对抗，导致他脾气愈加暴躁难抑。万历十六年（1588）的年末，有个叫李沂的言官上疏触怒神宗，神宗说：“李沂不说贪官却唯独说朕贪婪，诽谤君父，罪行不可饶恕。”大臣反对无效，在这年的尾巴处理完李沂，神宗开始出现了元旦不上朝的节奏。

于此3个月后，他免除了被提拔和新授职官员的面谢，自此上朝次数减少。

明朝怠政是一大传统，甚至成为“特色”，从正德皇帝算起，到万历皇帝将这项“工作”推向了最高峰，28年不上朝。

权力的掌心翻来覆去，明朝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步走向了喷发的火山口。

总而言之，他对朝政的基本态度就是“不”字，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嘉靖御政的风格。

第一，不郊，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第二，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第四，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第五，不批，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第六，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许多人认为明神宗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他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万历中期后皇帝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干政，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明神宗都有反应，说明他还是在看奏章，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然而，看似有着政治手腕的“幕后操控”其实并不能真正影响明代政治发展大局，这种非正常理政手段，无疑加剧了君臣矛盾。这种扯皮式政治运作，大量消耗了国力，明代最终在沉默中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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