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故事《那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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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我二十七岁，依然小姑独处。非但红鸾未动，甚至一点迹象也没有，母亲着急得不得了，四处请托亲友代为留意。逢人便说，只差没担着到市场上论斤叫卖了。于是，职业的或业余的媒公、媒婆摩肩接踵，几乎踩平了我家的门槛，大规模的相亲活动就此展开。

相亲对我这样一个自命文明的女子而言，简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然而，母亲说：“有本事自己找，没本事听我的。”

而我，确实也没有什么本事。谈了一场恋爱，差点没把小命搭上。我在处理感情问题上是标准的低能儿，逞什么英雄呢？于是，每逢星期六，我便奉母命由上班的台北风尘仆仆回到台中，准备应付星期天一至二场的相亲活动。再雄姿英发的人沦落到了这种地步，也只剩穷途末路的悲哀。我似乎慢慢能体会项羽自刎于乌江时的心情，只有拿“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来聊以自慰了。

一些委屈、一些憎恶，更多的是地老天荒的绝望。用这样的心情上阵相亲，两军短兵相接，自然伤亡惨重，常要杀得对方片甲不留、铩羽而归。几次下来，弄得几乎不可收拾。母亲大表不满，口头警告不足，继而勃然色变。我一来慑于母亲的震怒，二来也反思如此波及无辜，有伤温柔敦厚之旨，遂稍稍有所收敛，况且，凡事熟能生巧，也逐渐琢磨出以平常心来对待的方法。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例行的相亲活动。

我坐在屋里发呆，春阳一寸寸在落地玻璃门外移动着，直到大队人马逼走了地上的春阳，我才回过神来。因为经验丰富，我很快地从人群的肢体语言里判断出当事人。高瘦清秀的男子，正半弯着身子在门外脱鞋，手里拎了一个包袱。我一下子就被那个包袱所吸引，差点没失声大笑起来。从包袱的形状来看，里面似乎是一盒饼干或蛋糕之类的礼物。但是，用大手巾包裹金鸡饼干盒的行为，不是古老的、属于我奶奶那个时代才有的事吗？男子看来也和那个包袱一样，很传统的样子，西装笔挺，黑框的眼镜方方正正地架在鼻梁上，带着一点乡土气的斯文。我飞快地在心里把他否决了。谁愿意嫁给一个奶奶时代的人？

进门之后，那个滑稽的包袱被端端正正地摆在我和他之间的茶几上。因为无聊，我便很仔细地研究了一下那条大手巾，上面是一株松树，松树下有只白鹤，上面写着“松鹤延年”四个字。鹤的脚细细的，脖子长长的，嘴巴还是红的。我觉得可笑极了。一个穿T恤、牛仔裤的新派女子被介绍给一位穿西装、打领带，手上还拎着“松鹤延年”布包袱的旧式男子，岂不是一个大笑话。

两边人马言不及义地彼此寒暄着。由天文谈到地理，由地方建设谈到登陆月球，大伙都在脑海里极力搜索共同话题。饶是这般，谈话还是屡屡形成中空状态，这时，大家或龇牙咧嘴，相对微笑；或彼此举杯，作认真品茗状。幸好这类场合，总不乏能言善道之人，在短暂的停顿后，马上又机智地推出新话题。圈子这么小，谈来谈去，总可找到一些共同认识的朋友，牵来扯去，藕断丝连，头脑稍不清楚的人，很快便会陷入这纠缠不清的人际洪流里而变得语焉不详。

男子不是个多话的人，看起来很沉稳。偶尔礼貌地提出一些其实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应应景。譬如“什么学校毕业啦”“在什么地方上班”“忙不忙”“平常做何消遣”等，应对还算得体。

然而，当时的我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人，总觉得正经八百地穿西装、打领带来相亲的人太土了，别提其他的，就冲着那条松鹤延年的大手巾，我就认定此人趣味不高。然而，母亲的想法显然和我有一段距离，是那种“丈母娘看女婿，愈看愈有趣”的表情，我在心里暗叫不妙！

果然，谈话接近尾声，来人客气地起身告辞，大队人马才走到落地玻璃门外，母亲便迫不及待地询问我的看法。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母亲已然开口：“如果连这个人你都看不上眼，以后看谁还理你！别以为自己条件多好，你都二十七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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