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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那朵百合花

栏目:人生故事|发布:渡忘川 已在故事者网站发布【39】篇文章
日期:06-11|来源:做人与处世|作者:潘彩霞|阅读:收藏此文手机阅读

感谢渡忘川发布人生故事《生命中那朵百合花》,内容如下:

23岁的夏衍失恋了,郁郁寡欢,满怀失落去了日本留学。这一切,母亲看在眼里,开始为儿子物色对象。经过多方打听,母亲选中了老家德清的蔡淑馨,她是杭州一家丝织公司驻上海总经理的女儿。第二年暑假时,夏衍见到了她。蔡淑馨是典型的江南美女,百合一样清纯。她的闺秀气质让他眼前一亮。相处数日,彼此心仪。分别后,他们靠书信互诉相思。

那时的夏衍正处于迷茫时期,他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参加过一些工人运动,实地走访日本工厂后,对底层社会的惨状感同身受;他也到过沦陷的东北,对于同胞的亡国奴角色痛心之至;尤其是结识孙中山后,对于他学的实业救国充满怀疑和忧思。课业繁重,精神迷惘,唯有蔡淑馨的来信能带给他莫大安慰:“淑妹喜用淡紫色信笺及深青信封,紫为高贵之征,青为纯洁之象,与余素好符合可喜,信笺于默诵时每有幽香尤令神往,此种幽香与邮花后的口脂,皆吾爱人赐我的慰藉也。”

喜爱绘画的蔡淑馨对于色彩的品味令夏衍欣赏。书信往返中,感情日渐升温,在日记中,夏衍每天都与“爱淑”“爱的淑”“淑妹”对话,“我须得将这些感想告诉爱的淑,我的白百合!”而蔡淑馨也热烈回应:“你是我光明的星,温暖的太阳,须有你,我才能复活。”她的信给了他最大的甜蜜,以至偶有通信不畅时,便会急切到“自弃”的地步。

被别离的忧伤折磨着,夏衍开始写作。不久,他以“沈宰白”为笔名写的小说《新月之下》发表在上海《狮吼》杂志,小说描写了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对未婚妻的思念。借主人公之口,他说:“我将你给我的信整理了一下,在这一年内,给我65封信,在他人眼中,似乎太多,在我呢,只嫌太少!因为这些信是我沙漠旅行般的人生的唯一安慰,我有一星期不接得你的信,便令我狂也似的渴念,死也似的颓废。”那是夏衍最初的文艺作品。

1925年夏天,蔡淑馨毕业后到日本深造。她进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念预科,夏衍经常去看她,在朋友的小木屋里,他们畅谈社会、文艺,相处日久,情意更浓。她的到来让他的心灵倍感宁静,他开始把精力投入学习,虽然电气工程越读越兴味索然,但是英文、德文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整日泡在图书馆,大量阅读狄更斯、屠格涅夫和高尔基,迷恋契诃夫的剧本,还翻译了日本戏剧家菊池宽的《戏曲论》,为后来走上翻译和戏剧道路奠定了基础。

毕业后,夏衍倾心于政治,到东京参加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决裂,突如其来的动荡时局令他不安,匆匆回到上海寻找组织关系。这一年,蔡淑馨离开奈良,只身一人去东京学习油画,她加入艺术家联盟,和他一样,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得知夏衍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担心他的安危,不待学业完成,蔡淑馨回到上海。夏衍翻译高尔基的《母亲》,为进步青年带来精神食粮;他理平头、穿旧布衫深入工厂,领导工人运动;不管他做什么,她都全部理解和支持。被国民党追查时,她不顾危险说服家人,把他藏在自家的深宅大院里。

爱经受住了考验。1930年,相爱6年后,一对才子佳人举行了婚礼。婚后,夏衍与鲁迅筹建左联,领导左翼电影运动;他进入创作欲最旺盛时期,发表了报告文学《包身工》;抗战爆发后,又在周恩来委任下去广州办《救亡日报》。“在荆棘中作战,在泥泞中前行”的10年,他没有时间顾及小家庭,2个孩子出生后,全都依赖蔡淑馨独自抚养。在夏衍的办公桌上,立着一张儿女的合照,上面写着“沈端先第二世”(夏衍原名沈端先),风雨飘摇的时代,小家庭的温馨带给他无限慰藉。他的事业上了快速道,聚少离多,而她为了不暴露他,只能牺牲自己的职业理想,辗转在一些小学校教美术课。不能比翼双飞,他是歉疚的,离愁别绪只能写进一部部剧本里。随着多部影片成功上映,他成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长,蔡淑馨随行进京。他满怀激情投入创作,先后把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赢得了巨大的艺术声誉;她则回到自己的绘画世界,闲时打磨厨艺,用一流烹饪为他接待如云宾客。

可是政治气候已经悄然发生变化,1965年,夏衍被免去职务,曾经热闹的四合院冷寂下来。家里遭到查抄,挨打受辱是家常便饭,直到有一天深夜,一群人闯进家,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带走了。夏衍被抓后,蔡淑馨四处去打听,没有下文。很快,儿女被下放,她也被抓了,数日折磨为晚年的精神抑郁埋下了伏笔。回来后,院子已经被挤占,只留给她一个角落。自来水断了,暖气停了,一个生长在南方的富家小姐被迫学着挑水、生炉子。夏衍好几年杳无音信,巨大的恐惧中,她只能孤独地支撑着,唯一陪伴她的,是他留下的一只大黄猫。

而那时,狱中的夏衍在“交代”材料中,写得最多的话是:“内心苦痛者,对不起妻子、儿女也……”1972年,蔡淑馨突然接到通知,可以探监了。他还活着,她不禁痛哭失声。时隔6年,她带着儿孙们与他相见。孙辈绕膝,被打成残疾的夏衍百感交集。

1975年夏天,夏衍被解除监禁,终于回到蔡淑馨用坚韧和孤独守了9年的家。尽管房屋破败,毕竟一家人团圆了。他自由了,儿女也从干校回来了,蔡淑馨紧绷了多年的弦一下子松弛下来,她反反复复地读同一张报纸,用装满黄豆的小布袋敲腿时,总是来回地在念“十七、十……”夏衍知道,她病了,这一场劫难,把她击垮了。几年后,夏衍写信给当年留日时的朋友:“淑馨已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去世,她八二年以后即神志失常,去世前已成植物人,所以临终前没有什么苦痛。”

蔡淑馨去世后,耄耋之年的夏衍全身心投入写作,撰写回忆录《懒寻旧梦录》时,点点滴滴又浮现眼前。每一个生命节点,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她的付出,她永远是他生命中最圣洁的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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