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精选《站在高收入门槛边上》

感谢幻寂发布文摘精选《站在高收入门槛边上》，内容如下：

202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12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57万元。按照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2022年我国的人均GDP大约是1.27万美元。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字，按照世界银行2018年公布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在996——389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896——120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12055美元以上的就是高收入国家了。因为实现了一定的增长，我们已经妥妥地脱离了中等收入行列。

不过，世界银行收入标准是按年发布的，每年都会有新的标准。另外，世界银行所设定的标准基于人均国民总收入（GNI），GNI与GDP略有不同，GDP侧重于生产，GNI侧重于分配，去年经济增长突然停滞，人民币贬值，人均GNI仅比上年增加0.9%，为12608美元，并未达到世界银行规定的13205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

其实不管达到或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意义都不大。关键还是要看收入是不是能够继续增长。10年前，我们刚刚迈入中等偏上收入门槛，还离高收入标准很远的时候，有关中国能否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里面提到了经济停滞现象，这篇文章掀起了关于“中低收入陷阱”的广泛讨论。凭借着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很多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可再向前，当低劳动力成本消失以后，增长便面临着停滞。我们的国家，科研投入居于世界第二位，《世界知识产权报告》确定，中国2021年有效专利数量超过了美国，成为有效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凡此种种，以技术进步注入经济增长，提升劳动生产率是实际发生的现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按世界银行的观点和分类，各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其实也可以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凭借廉价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换取全球化的产业转移，可当劳动力价格升高到一定程度，资本就会转入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本地增长也就失去了动力；另一种则是技术推动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密集型企业转移，进而转移到科技密集型。有了全球最多的有效专利，我们是否也迈入了科技密集型的产业门槛呢？

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正是劳动密集型与科技密集型衔接过程中的问题，物价升高、工资升高，跨国企业向资源更廉价的东南亚和印度转移，劳动力于是剩余下来。可国内科技企业并没有准备好，还无法消化多余的劳动力。甚至国内的科技企业暂时被卡了脖子，没办法参与到国际合作中，面临着技术瓶颈，也产生了技术人员冗余。

在高收入门槛前，几乎所有的追赶型国家或地区都会磕绊。在亚洲，前车之鉴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东亚雁阵式的经济起飞序列里，前面五个国家和地区排在我们前面，其中“四小龙”中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城邦型经济体，不好与相对复杂的经济体进行比较，但我们这里与日本、韩国乃至我国台湾地区还是可资比较的。不妨看看它们都是在什么时期脱离了高增长，又是如何一步步跻身于富裕国家或地区行列的。

在比较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中，安信证券有一个名为《三十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潜在增速的趋势转折》的研究报告，因为准确预测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降到5.5%左右而被广为传播。该报告把2010年的中国和1968年的日本以及1991年的韩国放在一个起跑线上，做了多种类比，发现把时间之锚定在这两个时间点上，在经济基本面上有着最大化的契合。即使10年之后回头看，这些推算的偏差也不算很大。

2000年，中国人均GNI只有940美元，属于世界银行根据人均GNI划分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GNI达到4340美元，首次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标准；又用了13年，我们走到了高收入的门槛边。日本也类似，它用整个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中等偏上向高收入国家的跃迁。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做对了什么？恰恰是它提高了国民的收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到了80年代，日本继续发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有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的工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民众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购买力也一再提升。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地产泡沫破灭，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失去的20年”。即便如此，因为国家保持着科技创新动力，仍稳坐发达国家的交椅。

韩国198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状态向高收入的跃升过程中，1994年其人均GDP站上1万美元的台阶，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并于1996年超过1.3万美元。1997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以出口为导向的韩国饱受打击，其人均GDP于1998年急剧下降到约8000美元。韩国财阀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也成为该国政策调整的主要着力点。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跨越危机，主要看它是否拥有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1999年韩国经济迅速回升，人均GDP重新站上1万美元台阶，再次“升级”为高收入国家，到2006年首次站上2万美元台阶，2018年则站上3万美元台阶。

在全球经济版图上，也颇有一些国家没有坐稳位子，如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等。这些国家多是资源型国家，缺乏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当汇率浮沉，它们的收入也是时高时低，不能维持稳定的增长。

经济增长遇到了暂时的困难，看看周边，也就有了镜鉴。想尽办法提升就业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才是解决之道。靠勒紧腰带，过苦日子，并不能带来稳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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