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精选《赴死与爱死——《文城》的悲剧书写》

感谢浪徒发布文摘精选《赴死与爱死——《文城》的悲剧书写》，内容如下：

于悲壮而言，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而当我们审视现代悲剧美学，其基调更大程度落脚于对于不幸者所遭受苦难的“哀叹”。在“补”的部分，小美的悲剧以哀柔的前调登场，她的死亡并不悲壮，其故事也是绵绵地开展，似乎没有那样劈面给出的强大力量，但却余味悠长。若说正文部分的英雄悲剧具有着悲剧的力度，那么小美的命运悲剧则真正具有艺术上的美学韵味。更深入地读下去，小美的故事站在人类的经验立场上，是具有哲思意味的女性命运写照。

小美是《文城》中的灵魂，她支撑起了整个故事，却迟迟隐而不现，在“正文”部分中，并没有正面写到小美，她藏在这段历史背后，却难以让人们忽略。小美是一个小人物，她的死亡没有意义，她跪在雪地里，同许多人冻死在一起，是她们之中的一员，葬在终日不见阳光的西山北坡。那里不见阳光，当然也不见人的目光，蝼蚁一样的死去，无人在意，沈家的祖坟再无亲人会去祭奠（林祥福曾离她们很近，但他们永远地错过了），这不是一种孤独，而是无人在意的悲哀。林祥福的死，独耳民团的死，是英雄的死，是强者的死，如果将他们的死称为赴死，那么小美的死，则是弱者的死，是受死——是被动的，是巧合的，是猝不及防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而她的死亡恰恰正因为这种“无意义”而具备了悲剧的美学价值。

主流的历史叙述，是从社会历史结构中生发的“大叙述”，尤其是在一个长的时间维度中、在一个大的空间维度中，其原本就存在着一个总体。但兼顾总体的叙述必然是简略的，是散点展开的，于是，在时代洪流之中，“人”也是最渺小的、最易被遮蔽的。无论在文学上发展进程中还是历史上，“人”的发现几乎都是“人” 经历漫长的压制、摧残之后的被重提，都与人的解放相连，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潮流一起构成了新时期“人的解放”的重要内容。20世纪早期，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提出了“人的文学”概念，标志着近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人”的觉醒，标志着“人”作为“个人”而不是“群体中的人”被肯定。《文城》是一个笔触宏阔却又精细的典型文本，余华在铺展统观全局式的“大叙述”之时，也将隐微的人性以及命运书写聚焦于小美身上。小说的叙事方式是作家历史观的反映，也是对世界、社会、人生的认识方式，代表着一个作家的整体性历史观。而在这一叙述空间中，历史这一整体毫无疑问被深入地细化到了人生之中，余华将散点式的大叙述收束起来，聚焦在“人”身上，他的文字在呼吁着“被历史淹没的人”。这是余华展现时代的一种独特的历史视野，也是他书写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此外，小美代表了男权话语之下的“美”的标准，在文本的语境中，她是一个可以在普遍意义上被称为“美的象征”的女人。她的美不光在于外表，还在于其本身的顺从、贤惠、繁育这些作为一个“好妻子”的特质。在男权话语中，她可以被称为是一个好女人。面容美丽，性格顺从，尽到了其应尽的义务。因为这种“美”，她的悲剧才更让人惋惜。

在男权话语之下，好女人/坏女人的判定标准与好人/坏人的判定并不一致。偷窃可以是好人与坏人的判定标准，而在文中，好女人与坏女人的判定标准则是“偷穿花衣服”。为什么小美欺骗了林祥福，还偷走了林祥福家传的金条，仍然可以被认为是“美”呢？林祥福在她回来时，为了说服自己，是这样为她辩解的：“虽然你把我家一半的金条偷走了，一根也没有带回来，但是你没有把我的孩子生在野地里，你把我的孩子带回来了。”“你也没有狠心到把金条全偷走，你留下的比偷走的还多点。”林祥福为她辩护是为了肯定她的人格吗？我想不是的，只是作为一个令人喜爱的女人，作为妻子这一身份，她最终还是回来了，她坚定地要把林祥福的骨肉送回来，包括后来转胎，希望给林家生一个男孩，这些“好女人”的特质足以掩盖对于人格是否高尚的要求。林祥福原谅了她，原谅的不是她的偷窃与出走，而是作为一个“所属物”最终的回归。或者说，小美她并不被要求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应达成的品质，她所被要求的，都只是作为“妻子”该有的品行。所以她的人格不需高尚，而作为一个“妻子”，她本无什么错误，甚至无论怎样看，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故而，林祥福对她的谅解是顺理成章的。

《文城》总体的时间观实际上并非是循环式的，而是站在一个较大的历史维度面前的线性时间观，但其将宏大的历史与寻常的生活放在同一个叙事时空之中，一个作为前景，一个隐为后景，正是这一前一后的叙述空间展开中，小美的命运悲剧渐渐清晰，这种代代相因的宿命却不自觉地浮出了文本。循环论并非是现代话语体系中的时间观念，分分合合是一个自古而然的循环，是中国传统叙事的时间观念，诸如从无到有再到无的《红楼梦》，从石头偶遇一僧一道开始，再有贾宝玉随一僧一道离家结束，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再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这一根据历史写就的小说从现实层面证明了循环论的哲学。这种循环论的观念更贴近于自然，不仅是人生，即便是时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纳入循环当中的。于是这一时间观念在文学话语中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种哲学思考，个人的命运在这种循环的哲学之下就多了一层宿命感，更加突出了悲剧的美的力度。

当我们把眼光聚焦到站在小美背后的那个女人时，小美命运的无力与停滞也就凸显了出来。十岁的小美以童养媳的身份进入了沈家，从此，教育、塑造她的人是她未来的婆婆，可以说，是婆婆造就了一个男人喜爱的好女人。“婆婆隐约看见了过去尚在闺中的自己。小美干净整洁、不苟言笑、勤俭持家。”婆婆隐约看到了过去的自己，那么是否也曾经有一个女人——那个将婆婆塑造成如今这个样子的女人，也曾经看着年轻的婆婆，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呢？正是由小美为圆心，构成了具有代际意味的循环的时间观。小美的两次“盗窃”、两次婚姻、她的出走以及回到文城，这种空间感上的闭环将其背后隐藏着的时间环给连接了起来。从哲学范畴来看，循环的时间注定是虚无的、是悲观的，身处其中的生命个体，必定也陷入陈陈相因的宿命之中。小美与婆婆这同一家族中两代女人的承继，似乎构成了女性的代际承继的隐喻，女性长久以来被规训的、被要求的“道德”的传承，而时代似乎停滞在了这样的承继之中，也被消解在了这一悲观的叙述之下——陷入循环是生命本身难以挣脱的悲剧。

小美的人生就如同她的死亡一样，是受死，也是受活，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都是被支配被操纵的。她的悲剧是她的命运，是她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就已经带有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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