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精选《古尔纳：一个“无人知晓”的诺奖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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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古尔纳写出了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女性为主角、也是唯一一部主角出生在英国而非桑给巴尔的小说《多蒂》。作为生长于充满种族歧视的1950年代英格兰的黑人女性，多蒂既在这里感到无根，又因为母亲的沉默而与自己的家族历史缺乏联系。她试图通过书籍和故事创造自己的空间与身份，并且逐渐在探索中发现自己的名字背后隐藏着一段悲惨的家族史。如果说达乌德的“朝圣之路”尚且还带有一丝绝境求生的不得已，多蒂的身份认同则增添了几分自我建构的主动性。

尽管这三部作品从不同的叙事视角记录了移民在英国的经历， 探讨了迁移到一个新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对人物身份带来的影响。但显而易见的是，此时的古尔纳还未能跳出个体视角和局部剖解的框架。直到1994年《天堂》的出版，才标志着他作为一个成熟作家的自我突破。这部同时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和惠特贝瑞图书奖的作品，通过男孩尤素夫的眼睛看尽了部落争斗不断、迷信盛行、疾病肆虐、奴隶贸易猖獗的非洲。比起前作，《天堂》拥有了更广阔、宏观的视野，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部庞大的非洲编年史。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副教授张峰认为，这种由现实向历史扩展的创作谱系，似乎是具有相似背景的作家在创作上的一种共性。作家克莱尔·钱伯斯则在《英国穆斯林小说——当代知名作家访谈录》一书中，指出了从《天堂》开始古尔纳创作的另一显着转变：“在写作《离别的记忆》的时候，他尝试写出主角对于离开的渴望，而如今他想写作的内容却是主人公虽身在国内仍有一种甩不掉的孤独感。”

尽管诺奖在授予古尔纳的颁奖词中，着重强调了其写作对殖民主义的探索和难民命运的关切，但或许“孤独”更能概括他文字中那个萦绕不散的核心。正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在评述中所写：“古尔纳在处理‘难民经验时，重点是其身份认同。他笔下流动的人物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文化与大陆、过去的生活与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一个永远无法安定的不安全状态。”

2011年出版的《最后的礼物》是古尔纳的第八部小说，同样延续着移民主题。不同的是， 它聚焦于移民经历对移民自己及其后代的无尽影响。而在第九部小说《碎石之心》中，主人公在母亲去世后再一次面临着那个艰难的选择——应当留在桑给巴尔，还是回到伦敦？在一次采访中，古尔纳说：“在危机时刻，人们会一次又一次重返 ’我应当在哪里的问题。”

在张峰看来，这恰恰是后殖民文学的意义所在。“后殖民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思想的终结，因为殖民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宗主国或殖民文化的终结，它在殖民地上已经扎根了，而且在很长的时间之内都会影响殖民地人的方方面面。后殖民文学与殖民文学不是截然分离的两个阶段，而更多意味着一种延续，以及这些来自殖民地的人和来自殖民地又迁移到宗主国的人对于殖民意识形态的不断反思，包括对独立之后的后殖民身份的不断考量。”在一篇题为《An Idea of the Past》的文章中，古尔纳也对殖民主义的当代性问题做出过他的阐释：“对非洲人来说，欧洲殖民主义及其影响是当代事件，重点正在于其当代性，殖民主义构成了许多非洲国家的过去，也形成了它们的当下。”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接受“后殖民主义作家”这样一个标签。他明确表示过：“我不会使用这些词，我不会让我自己戴上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标签。事实上，我不确定除了我的名字我还会怎么称呼自己。”与此同时，古尔纳对于后殖民写作也保持着清醒的警惕，他认为将矛头单单对向曾经的殖民帝国、将所有社会症结归结为殖民统治的毒害是一个陷阱，非洲内部民族和部落分裂所带来的危害一样可怕。并且“对后殖民主义作家来说，危险似乎在于，这可能会在一个欧洲外来者疏远与孤立的生活中已经或将要产生作用。如此，作家很可能成为一个愤愤不平的移民，嘲笑留下的人，并得到那些出版商与读者的欢呼——他们对殖民地人民仍存有隐秘敌意，且乐于奖励赞扬对非欧洲世界的任何苛责。”

与中国的奇妙连接

去年9月，古尔纳推出了自己的最新作品《来世》，以1907年反抗德国殖民者的起义为开场，展示了几代人历经德意志帝国统治与英国殖民，努力维持着他们位于坦桑尼亚大陆一个沿海小镇上的家庭与社会。许多评论将之视为《天堂》的续作。

然而最重要的始终是古尔纳想要表达的思索。《卫报》的一篇书评说：“大部分有关欧洲在非洲殖民历史的讨论都将德国排除在外，但实际上建立于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殖民过今天的纳米比亚、喀麦隆、多哥、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部分地区，并最终夺取了卢旺达和布隆迪，其殖民统治是残酷的。古尔纳在这本书中思考了殖民主义和战争的代际影响，并促使我们思考在如此巨大的毁灭之后还剩下什么。”这的确是古尔纳所在意的。

可以想见的是，在诺奖的加持下，这本《来世》必然要比古尔纳的几部前作更快更广地传递到读者手中。对于尚无译本可读的中国读者来说，与古尔纳的相遇相信也不会太远。一个有趣的例子或许可资证明：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卢敏，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的成员，负责东部非洲研究的她，从2019年起就开始研究古尔纳。她告诉记者，国庆节前自己刚好分给学生一个任务，每人读一本古尔纳的小说然后写出作品简介，结果诺奖的新闻一出，许多媒体便找到她索求资料，于是学生们这几天都在拼命赶稿。

同时，在卢敏的研究中，她还发现了古尔纳与中国的一个奇妙连接：“他几乎每一本书里都会提到中国或者华裔，也会提到中国建铁路，还会提到中国的一些产品。他在《多蒂》里面反复讲到一个中国公主，就是《一千零一夜》里面的巴杜拉公主。”

我们尚且不知这种连接在古尔纳的内心从何而来又意在何为，只晓得这份缘分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种下了。据古尔纳在BBC的一档历史系列节目中回忆，自己年轻时在桑给巴尔岛上发现过几片中国瓷器碎片：“直到当你参观博物馆，或者当你听到那些关于中国舰队远赴非洲探险的伟大故事时，这些小物件才变得有价值，成为某个重要事物的象征，或者说是一种联系。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些物件本身，看到它的整体性、它的重量、它的美。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像中国这样遥远的文化，在远隔几个世纪之后出现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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