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精选《是“对话文明”，还是“文明对话”？》

感谢麦田发布文摘精选《是“对话文明”，还是“文明对话”？》，内容如下：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中国当代着名学者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论”，代表了当代文明理论中两种极其相反的理论思考原则。

亨廷顿表面上讨论文明的冲突问题，但其讨论背后所深藏着的本质诉求乃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的“文明冲突论”的意旨不在于如何消除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明冲突，而在于如何利用这种文明之间的冲突重组美国的国家利益圈，在致思的方向上与当今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的愿望是背离的。在他看来，冷战结束后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这就是说，政治的直接冲突让位于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特别担心的是中国的崛起。他认为，“共同文化显然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加坡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华人社会在经济关系上的急速扩张。”“如果文化的共同性是经济整合的先决条件，那么未来最主要的东亚经济集团很可能会以中国为中心。”他特别强调了西方与非西方对抗的可能性，尤其是将中国所代表的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结合，共同形成对抗西方的阵线看作是对西方世界最具有威胁的力量。因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最终的落脚点是在政治冲突与经济势力的划分上。

但是，亨廷顿所认为的“文明冲突”往往发生在文明的断层线上的观点，是一个经不起历史检验和理论分析的观点。从历史的观点看，以往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在所谓的“文明断层线”上。从理论上说，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观点严重地忽视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作用，尤其是忽视现代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追逐国家利益而改变文化形态的可能性。目前，中国与西方还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但是，西方社会与中国之间未来的冲突绝不是什么西方文明与儒教中国文明的冲突，而只可能是发展起来的中国国家利益与欧美等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即使有这种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就导致国家间的战争。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可能通过理性的谈判和合理的经济贸易消除。某些西方学者非常害怕一个富强而又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再度崛起，和他们分享世界市场，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与文化优势，所以他们以各种形式制造中国威胁论。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杜维明所坚持的“文明对话”原则，是基于他在文明学基础上对于当前国际政治的一种回应。在杜维明看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论说方式，乃构建在两极分化的思考模式上，充分暴露出维护西方霸权的心态。”其论说的最大失误在于“把文化当作静态结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综览全球，把全球分成西方、日本、儒家、回教、印度教、拉丁美洲等几个体系。”而实际上，“文明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像长江、大河一样，各大文明之间交互影响。”就具体的人文知识而言，杜维明认为，“亨廷顿对儒家的理解已经过时，而且有很大的疑问。他受了美国汉学家白鲁恂很大的影响，认为儒家是权威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潮有很大的冲突。又看到新加坡李光耀对西方人权、自由、民主的批评，更加深了他认为儒家传统不能和现代民主相容的观点。其实儒家传统是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可以有和西方民主思潮进行健康互动的可能。”

由对亨廷顿的文明观批评出发，杜维明进而批评西方自启蒙思潮以来所发展出来的人文精神，他认为，这种启蒙思潮所发展出来的人文精神是“有排斥性的，它对自然有侵略性，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杜维明不否认文明冲突在许多地方的不可避免性，但他认为世界文明的“大方向仍然是对话”，通过协调、通过区域化的合作以及全球性不同的合作协调来达至和平共处，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针对如何展开“文明对话”的实践哲学问题，杜维明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建议：发展责任伦理。其具体的做法就是发扬儒家文化中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他认为“儒家仁义精神的恕道”“是创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态所不可或缺的中心价值。这一中心价值一方面是对他人的尊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方面是对自己的期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相互尊敬可以促进人与人的相处；期许可以培养自我的社会责任感。这条思路比反特殊（个人、社群、宗教、国家或文化）的‘真理强加于人，更能增进人类相互之间的谅解，比利他主义更能发展责任伦理。”

作为在国际学界有巨大影响力的华人学者，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论”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发掘出新的国际和平的思想资源，并力求将儒家的人际伦理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伦理，具有极强的思想启迪意义。但是，经过杜维明发展后的现代新儒家的“涵盖性人文精神”，是否能在既批评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所发展出的“排斥性人文精神”，又能继承现代启蒙精神，这是件令人颇为怀疑的事情。而以儒家“涵盖性的人文精神”来回应现代西方文明精神、制度与物质层面的3重挑战，将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需要更多的，来自不同精神传统的后继者来接着“文明对话”理论向前推进。

总之，自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主政以来，美国政府打出了“美国国家利益优先”的旗号，给20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世界各项规则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绝不是什么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美国鹰派势力所主持的美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这样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披着文明问题外衣的国家利益冲突的说辞，是冷战思维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冲突模式，借助于“文明冲突”学术话语表现出来。而杜维明的“文明对话论”则着眼于现代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以及因之而带来的其他问题的全球化的事实，倡导一种责任伦理，以维护这一新世界的共生局面，在理论思考的长远性上，远远超出“文明冲突论”的思考范围。

就现实的国际关系来看，“文明对话”的倡议并不具有现实政治的约束力，但文明对话的理论诉求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方向。各国政要、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只有秉持文明对话的态度，并将“文明对话”的理论主张逐步落实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具体政策之中，才能给当今与未来的人类带来更多的福音，而各大文明也将会因为文明对话的持续展开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依照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术语，我们可以称文明对话是当今国际政治国家之间正常交往的“王道”原则。

（摘自东方出版中心《我们的文明观》    主编：吴根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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