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故事《守护“一号机密”》

感谢提灯晚风发布现代故事《守护“一号机密”》，内容如下：

应变

1933年冬，在呼啸的寒风中，陈为人、韩慧英悄悄地把中共中央文库搬到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名白俄老太家的楼上。那时，中共中央文库的文件进出，都由韩慧英与“张老太爷”（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的代号）单线联系。

当年，上海霞飞路已是繁华的商业街，有不少俄侨开的商店。白俄老太是“二房东”，带孙子住在一条石库门里弄尽头，因经济拮据，才将楼上转租。

韩慧英为了便于工作，主动与白俄老太联络感情。韩慧英有空时，常教白俄老太的孙子写作文；白俄老太喜欢烧“罗宋汤”，每次都会端一碗上楼。

有一次，两人在灯下闲聊时，白俄老太讲自己到过素有“西伯利亚的蓝眼睛”之称的贝加尔湖，赞叹它与19世纪的俄国着名作家契诃夫描述的完全一样：“贝加尔湖异常美丽，看到岩石和山脉沉浸在绿宝石般的湖水中，脊背都起了一阵凉意。湖水清澈透明，透过水面像透过空气一样。”

韩慧英告诉白俄老太：“中国长期流传着‘苏武牧羊的故事。在西汉，汉武帝曾派中郎将苏武率百余人出使匈奴；苏武完成任务正欲返还，匈奴上层发生动荡，他遭扣留并被流放于北海，但始终坚贞不屈，19年后才得以回归故里。贝加尔湖就是从前的北海，俄文里的’Байкал和英文里的‘Baikal，都是’北海之谐音。”

白俄老太听了，打趣道：“既然如此，那不妨就把贝加尔湖叫作北海湖吧！”这话把韩慧英逗乐了。

正是由于双方有着良好关系，白俄老太在一个紧要关头冒着危险帮助了自己的房客。

那天傍晚，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又大范围地搜捕“过激分子”。白俄老太所在的弄堂里，也来了一批巡捕，他们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并不断高声喊：“所有的房间都不能漏掉！”

白俄老太知道房客在厢房里拦出四分之一的面积，在里面放了许多纸质材料。她虽不晓得那是什么，但明白它们一定很重要，怕被几个巡捕发现，就连忙上楼报告情况。

陈为人正欲用一个柜子把房间隔板中间的门挡住，可惜它太小。他见白俄老太上楼，灵机一动说：“上次欣赏过您家的那条俄罗斯艺术毯，现在能借我一用吗？”

白俄老太心领神会，马上慷慨地把那条俄罗斯艺术毯取来，示意往房间隔板上挂。她又转身下楼，去敷衍几个已来到自家门外的巡捕。

由于白俄老太一个劲地“胡搅蛮缠”，几个巡捕过了10多分钟才上楼。他们在厢房里仔细搜查后，没有发现什么，正要离开，一个胖巡捕自言自语：“这个房间好像比邻家的小嘛！”

白俄老太赶紧上前打圆场：“我家在弄底，所以稍有点不一样。”然后，她又转移几个巡捕的注意力，故意让他们观赏挂着的俄罗斯艺术毯，热情地介绍上面反映了18世纪威震欧洲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上朝情景。

那胖巡捕一下子来了兴趣：“听说这是一位既美貌又风流的女皇。大家都瞧瞧，她到底长得怎样，哈哈……”

几个巡捕指手画脚好一阵，觉得这条俄罗斯艺术毯很精美，人物形象生动；那胖巡捕兴致勃勃，还讲了从书上看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秘闻”。随后，他们嘻嘻哈哈地下楼了。

看见几个巡捕往弄堂口扬长而去，白俄老太才放心地关上门。

韩慧英过来表示谢意：“幸亏有您家的那条俄罗斯艺术毯，遮掩了隔板中间的门。否则，就麻烦了。”

白俄老太说：“既然做了好邻居，就要互相照应。这次有惊而无险，主要还是靠你们巧妙应变。”

于是，她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心也贴在一起。

这时，夜幕已降临，霞飞路华灯初上，明亮光线射进弄堂，一切恢复常态。然而，谁也说不清楚，巡捕们什么时候又会气势汹汹地打破平静。

转移

在上海辣婓德路（今复兴中路）、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之间，有一条雷米路（今永康路），它全长仅600多米，属闹中取静的地段。“张老太爷”将一个党的地下联络点设于雷米路文安坊，并常在这里与党内同志接头。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迫于“军统”的压力，对国民党便衣特务的活动眼开眼闭；当国民党便衣特务发现雷米路文安坊的地下联络点，又默许他们“采取行动”。1935年2月的一天，地下联络点遭破坏时，“张老太爷”恰巧不在，幸免于难。

“张老太爷”还未及发通知，韩慧英却已按照约定前往雷米路文安坊取文件。国民党便衣特务装扮成鞋匠、小贩，守候在地下联络点附近，看见有人敲门，立即抓捕。她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灵活地应对：“我是来帮这户人家洗衣服的，挣点钱养家糊口。你们干什么？要是耍流氓，我就报告巡捕房！”

这几个家伙一愣，不禁面面相觑。为首的“斗鸡眼”咳嗽一声，压低嗓门说：“这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你敲门就值得怀疑。乖乖跟我们回去接受审讯！”

陈为人见妻子迟迟未回，估计她遇到了意外，便当机立断，以木材行老板身份租下位于上海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15号的两层石库门房屋，立即转移到那儿。

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陈为人既要守护中共中央文库，又要照料3个年幼的孩子，非常艰辛。最困难的日子里，全家一天仅吃两顿山芋粥，孩子们饿得哇哇大哭；陈为人由于缺乏营养肺病复发，不停地咳嗽，没钱到医院治疗就只好吃生萝卜。

然而，陈为人一直充满着信心，乐观地对待一切。过了数月，妻妹韩慧如接信从河北来到上海，帮助陈为人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每当晚上孩子们安睡，陈为人常抱病打开箱子，请韩慧如一起上下翻动，防止文件受潮发霉。

到年底，受尽酷刑的韩慧英由于坚持称自己是个穷苦洗衣妇，什么都不知道，敌人找不出破绽，只好将她释放。

韩慧如出了牢房，不知道中共中央文库隐藏于何处，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丈夫，只能没有目标地游荡。第二天，她走到小沙渡路，突然记起陈为人曾说去合兴坊看过房屋，作为后备地点。她马上拐入弄堂打听，终于找到了家人。

见到韩慧英幸运地平安归来，韩慧如抱住姐姐哭了一场。随后，她表示：“我要继续与姐姐、姐夫一起干，因为这是了不起的事业！”

不久，为了寻找党组织和维持生活，韩慧英、韩慧如在白天去小学代课，还抽空想方设法联系中共中央特科。

几经曲折，在1936年深秋，她们与中共中央特科情报机构的同志接上关系。党组织鉴于陈为人的健康状况，决定将中共中央文库交给别的同志管理。陈为人和韩慧英接到指示，经过认真整理，把一批装得满满的木箱全部安全送到了指定的秘密地点。

陈为人完成任务回到家，因劳累过度大口吐血，仅隔半年就病逝。此后，中共中央文库辗转设于上海新闸路、北成都路（今成都北路）等处，先后由缪谷稔、陈来生等管理。由于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号机密”始终安然无恙。

尾声

1949年5月，申城解放。陈来生满怀欣喜，将所保管的15000多件档案资料移送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数月后，中共中央收到华东局的《关于保存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如何处理的请示》。9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急电《历史材料请妥送中央》，其中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

后来，这批党的早期珍档被完好无损地收藏到中央档案馆。

“一号机密”的故事，就是一个精彩的红色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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