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明朝官俸最薄，为何人人都想进体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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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夏样绢八匹（样品绢，收绢时额外收取用来评定品级的样品，评定后就可以作为官吏福利分掉了）。秋粮长银二十两。农桑样绢四匹。折色粮银四两。军匠每里银一两。农桑绢银十两。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盐粮长银十两。审均徭每里银一两。造黄册每里银二两。经过盐引每一百引收银一钱，共计五十两。住卖盐每一百引银一钱，共七两。催甲每里银一两。样漆一百筋。俸米每石折银一两。柴薪每一两收银二两。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份常例清单中有三项，即知县“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因为无法知道基数，所以无法计算结果。综算其余小项，大约可得白银2665两至2723两。这样合计起来，一个知县即使不贪污不受贿，每年的“常例”收入也有3000两，如果粗略按1两值200元人民币来算，折合人民币现值60万元。国家俸禄真可以“基本不用”了。

这笔收入还是一名奉公守法的知县的“合法”收入，尚未考虑其他人情往来。通常知县刚上任之际，会有一笔“迎接银”，知县离任之时会有一笔“送别银”。这两笔收入每笔也有2000两左右。

当然，这些收入县令不能全装入自己的口袋。准确地说，这些额外收入应该算“小金库”，每年的招待费、“公关费”、送给上级的“礼金”都要从这里出。海瑞就说，“今人谓朝觐年为京官收租之年，故外官至期盛辇金帛以奉京官”。

明代规定外官3年一小考，9年一大考，考核结果不好，即有遭降黜的可能。所以下级官员向上主动献纳“常例钱”就渐渐成了官场惯例，每到考成之年，地方官员都公然贿赂请托。地方官场也要送礼。海瑞说，“旧例就三年里甲中科派一里一两，三八共二百四十两。中取七十二两馈本府，十二两馈府首领，六两馈府吏府上”。就是说地方官员在京察之年必须“盛辇金帛以奉京官”，而知县在参谒知府府邸时又必须送钱。这些支出加到一起，要占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是陋规却“一日不可无”

私设小金库，制定土政策，是明初禁止的。然而，明太祖去世以来200年，这些常例陋规已经成了公开的政策，全国1000多个县，以及建立在县制之上的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在这些常例的支持下运转。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就没法维持日常生活，没法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没法养活手下的人。可以说，这些常例一日不可无。

除了知县之外，县里的其他官吏也都有自己的常例。比如县丞主簿是“夏绢银八十两，夏样绢四匹，农桑样绢二匹，秋粮长银十两”，收入大体是县令的五分之二左右。典史也有“出外里长供应并店银人情纱绢书帕”等项。

除了官员之外，县政府里还有一种角色，叫“书吏”。明代中央政府设有六部，地方各级政府也对应设有“六房”。大体而言，县里的六房相当于今天各地县政府下属的“局”或者“科”。“书吏”也就是县政府的普通办公人员，相当于主任科员或者普通科员之类。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人就是大家熟悉的“衙役”。就连他们也都各有各的“常例”收入，而且收入还不低。这是因为科举时代，进士举人们并无任何专业知识，很多公事都交给书吏和衙役去处理。

这些人是县级政府的具体办事人员，也是专制权力的终端，他们每天都与百姓打交道。知县没干几年就要调走，但是他们却是长期在本地工作，更加了解地方民情。刚到任的官员不得不高度依靠这些人，于是他们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就可以“轻重高下，悉出其手”，得以营私的手段很多。

所以大明王朝后期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腐败侵蚀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库加收矿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过把持官府家资上万。居官如同贸易，读书只为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命轻于酷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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