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明朝官员的“受虐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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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官员（尤其是文官）有事没事就喜欢上奏，不是弹劾同僚，就是批评朝政，甚至直接攻击皇帝，结果触怒龙颜，惨遭一顿板子。这些被打的官员不以为辱、反以为荣，甚至同僚还会上门向其表示祝贺。

廷杖制度早在隋唐时期就出现了，到明朝被发扬光大。明朝的廷杖不受法律约束，皇帝想打谁就打谁，而且可以当众施刑，丝毫不顾官员的脸面。

明朝有史记载第一个挨廷杖的官员是刑部主事茹太素，当时他在奏折中废话连篇，还有忤逆之辞，惹得朱元璋大怒，当场对他施以廷杖。茹太素被打得够呛，不过好歹留了条命。后来挨廷杖的大都督朱文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以及工部尚书薛祥等人就没这么幸运了，都被气愤至极的朱元璋直接打死了。从此，廷杖成了明朝皇帝一言不合就亮出的杀威武器。

关于廷杖的具体情况，明末清初的《魏叔子文集》记载：“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背以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拽，惟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当众脱裤子挨板子，场面狼狈至极。廷杖通常由锦衣卫执行，轻重可控，可谓一项技术活儿。要想干这个活儿，还得经过考试，具体过程是：用一张纸包住砖头，再由参试者用木棍击打，若里面的砖头被打碎而外面的纸不破，即为过关，否则淘汰。锦衣卫执行廷杖时要看掌刑太监的动作行事：其两脚呈外八字，表示要轻打；其两脚呈内八字，表示要重打；若他说“给我好生打着”，那受刑者基本上就得到阎王那儿报到了。

廷杖发展至巅峰时期是在嘉靖年间，在当时着名的“大礼议”之争中，曾有两百多名官员跪在紫禁城的左顺门请愿，被恼羞成怒的嘉靖下令施以廷杖，其中有十七人被打死。按说百官对这种酷刑应该唯恐躲避不及，但士大夫们的思想很奇怪，他们似乎很享受廷杖带来的“快感”。他们始终秉持“生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只要能青史留名，就算被打死也值了。他们的逻辑是：如果皇帝是明君，我可以随便上奏，怎么说都没事；如果皇帝是昏君，我指出他的错误，他却打我一顿，这就证明我是忠臣，足以青史留名。当然，最好还是不被打死，能在活着的时候享受这种名声带来的福利。

第一拨从廷杖中获利的人是成化年间以章懋为首的四个翰林，他们上奏劝明宪宗取消元宵节的花灯会，以节约开支。明宪宗十分恼怒，将他们流放了，还在流放前施以廷杖二十以示羞辱。不料，四人因秉公直言得到舆论的褒扬，荣获“翰林四谏”的美名，而且事后不久就被明宪宗召回并加以重用。此后，明朝官员似乎找到了一条成名的捷径：以皮肉之苦换终身之誉。同时，明宪宗的昏君之名也坐实了，大明在他的手上国力衰败、民生凋敝，幸亏他有个好儿子（明孝宗），在他死后挽救了这种颓势。

在这种“挨打光荣”思想的推动下，一些官员为了赢得名声就故意惹怒皇帝，如果实在找不到借口，就攻击皇帝亲近的人，总之目的就是让皇帝打自己一顿。于是，明朝出现了不少关于廷杖的趣闻。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父亲病逝了，按照礼教他必须离任回乡守孝三年，但他担心大权旁落，不肯离任，就指使其他官员提出“夺情”之议，好让自己名正言顺地继续任职。很多官员都随声附和，翰林检讨赵用贤、翰林编修吴中行、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却弹劾张居正此举有违纲常，均被施以廷杖，场面惨不忍睹。赵用贤是个大胖子，身上多处肌肤被打脱落。他的妻子将那些皮肉捡回家，腌成腊肉收藏起来，从此代代相传，成了他们家族标榜正气的“吉祥物”。吴中行被打得口鼻流血、气息奄奄，幸好一个同僚带着医官赶来救治，才捡回一条命。赵用贤和吴中行均被罢官。艾穆和沈思孝骂得更狠，也被打得更重，三天后才苏醒，然后均被发配充军。

四人一下子成了天下士大夫仰慕的楷模，经筵讲官许国送给赵用贤一只犀角杯，上刻诗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送给吴中行一只玉杯，上刻诗曰：“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器。”对二人作出高度评价、寄予美好祝福。

当时弹劾张居正的还有一个名叫邹元标的小官，他原本默默无闻，见这四人被“打”出名声，就趁势贿赂太监，所上奏折言辞尖锐，讽刺张居正“夺情”之举与禽兽无异。张居正大怒，下令廷杖邹元标一百六十。邹元标因贿赂过太监，虽然挨的板子比别人多，伤情反倒更轻。他因此成了名人，与以上四人被并称为“五直臣”。

最后还是明神宗出面，说张居正“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系钦命张居正在官守制，“夺情”风波才算平息。

直到次年三月，张居正才回乡葬父。朝廷内外对“夺情”一事议论纷纷，张居正虽然仍旧执掌大权，但此事也成为他死后被论罪抄家的祸根。

就在张居正死后第二年，赵用贤被起用了，一众官员争相拜见他，他声誉日隆、官运亨通，一路升至吏部侍郎。这下，很多官员的妻子都后悔当时没让丈夫跟着弹劾张居正，错过了挨打的“好机会”。

吴中行也得以回朝做官，可叹世事难料，当年盛赞赵用贤和吴中行的许国已升任内阁中仅次于首辅的二把手，与二人成为政敌，谴责他们“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此一时、彼一时，前后态度判若云泥。

对于明朝官员以挨打换取荣誉的行为，王阳明说得很透彻：“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在其利心则一。”

“夺情”一事让明神宗受了很大的触动，他认为官员冒死进谏都是为了博取虚名，所以之后对官员的进谏往往懒得理睬，将奏疏留中不发、拖而不决，任其“自生自灭”，再尖锐的言辞也刺激不到他了，以至于锦衣卫的监狱内长满青草。明神宗从此躲在深宫、拒不上朝，磨起了洋工，也很少有官员再被廷杖了。如此一来，结果就像我们所知的那般糟糕，大明顺着下坡路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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