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百年大党的统战智慧》

感谢海秋发布历史故事《百年大党的统战智慧》，内容如下：

联合：“唤起工农千百万”

1927年春夏，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他们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地镇压革命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惨遭杀害的共产党人约2.6万人，2.4万名共产党员脱离党组织，全国党员人数锐减至1万多人。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927年8月八七会议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对国民党工作转向发动工农群众。在接下来的土地革命时期，党紧紧依靠农民这个革命主要同盟军，建立和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能够很快立足、巩固和发展，与当地农民武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后来，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途中发布的《红四军布告》和《告绿林弟兄书》也起到这样的作用。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54年，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瑞金时期是最纯洁了，最清一色，但那时是我们特别困难的时期，结果失败了。真理不在于清一色，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排斥在统战范围之外，我们当时是很纯，但力量也很小，导致失败导致长征。”

为了使红军冲破国民党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当时已被排挤出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到会昌后，认为可以利用粤军与蒋介石的矛盾，并向周恩来提出了开展军事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的建议，得到中央采纳。后来中央派代表到江西寻乌与粤军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这次谈判的成功，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巧妙地利用陈、蒋矛盾，实施统战策略的一大胜利。中央红军借道陈济棠防区，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不仅大大减少了红军的伤亡，而且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包围和封锁。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在各派军阀间隙穿插，创造了四渡赤水的佳话。接着毛泽东又利用云南军阀同蒋介石的矛盾，指挥红军未经激烈战斗迅速通过滇东北渡过金沙江。

进入川康地区后，中央红军洞悉地方军阀“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的心理，采取不进入四川腹地而沿西部山区北进的策略。同时，朱德向过去熟悉的川军将领写信，说明红军只是路过北上抗日，要其警惕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大大减少了损失。

红军长征时，经过了苗、瑶、壮、布依、彝、藏、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党也把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方向，明确规定“绝对不打彝民的土豪”“不打藏族土豪”“不立即提出没收土司的财产土地”等针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云南官渡经过回民居住区时，朱德亲自到清真寺宣传红军的民族平等主张，次日就有几十名回民加入红军，并在红军中组成回民队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借路北上，顺利通过200里彝地，为红军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

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少数民族的广泛赞誉和拥护，也为红军输送了不少新生力量。四川大凉山地区越西县短期内就有七八百人参军；四川羌族土司安登榜率200名羌族勇士加入红军，担任通司（翻译）、向导和部队前卫工作；阿坝地区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在5000名以上……

这一时期，党中央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开始在国民党军队特别是下层士兵中开展兵运工作，因此，1928年以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出现哗变、起义事件，最着名的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

第二十六路军为冯玉祥旧部，早在1925年就受过党和大革命的影响。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后，蒋介石出于消灭异己的目的将其调至江西“剿共”，导致该部对蒋情绪日益不满。后在“剿共”中，该军的27师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官兵厌战情绪日益增加。利用这一时机，上海党中央指示该军的共产党员首先在该军建立党组织，发展士兵和下级军官，进而发展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入党，后又由赵博生争取了所属的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等旅团长，掌握了该军的主力。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率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约1.7万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在宁都宣布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为红军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对正处于革命低潮的革命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更是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的一次重大胜利。

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不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工农联盟，发展壮大工农红军。这也成为红色政权能够建立、存在，并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以及红军突出重围，并取得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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