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参加红军，走的是二哥的“后门”》

感谢海秋发布历史故事《参加红军，走的是二哥的“后门”》，内容如下：

我将这首诗念给父亲听，父亲听完神色庄重，好一阵儿还没回过神。我猜想，父亲又在回忆过去了。过了许久，父亲说了句：“是那么回事。”

非常痛心的是，我的二伯父郑仕友，投身革命、追求革命，却未能盼到革命胜利的那天。在红军过草地时壮烈牺牲，时年23岁。

长征的艰难，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想象的，有人坚持下来了，也有人坚持不下来。父亲回忆说，晚上睡一觉，第二天一早醒来，可能就会有哪位战友坚持不住而离队了。二哥的牺牲，让不满14岁的父亲感到了孤独，不由想念家乡的亲人。他当时产生了回一趟家乡探望亲人的想法，于是父亲找到首长。面对这位小红军，讲革命前途、理想，定是似懂非懂，于是，首长说出了下面一段话：你不能回去，你是小红军，你哥是红军的营长，如果回去万一被白匪抓住，是要杀头的。道理非常的直白，父亲听的也明白，回家乡探望亲人的念头，就这样埋进了父亲的心底，事隔多年才冒出来。

父亲曾给我们讲过一件事，1971年夏天，父亲身体欠佳，组织上安排他住进了湖南医学院附二院十四病室（今湘雅二医院十四病室），即老干病室，同期住进了一位还在湖南株洲某部服役的胡伯伯，也是一位老红军。两人一交谈，原来也是四川巴中的老乡，家乡村庄甚至相距不是太远，同年参加红军，只是部队不同，没有产生交集。

胡伯伯说，当年那么艰苦，哪有不想家的，不过我没向首长提回家乡探望亲人的要求，暗地里嘀嘀咕咕，可这暗地里嘀咕反倒坏了事，被认作有逃兵嫌疑，五花大绑押到了首长面前。当时，当逃兵是有可能要杀头的。首长旁边还有一位首长，我很熟悉，便大声抗辩：我没想当逃兵，只是想回乡探望一下亲人。那位首长趁机说，这小子我了解，不会当逃兵。胡伯伯这时指了指脖子上的脑袋，望着我父亲笑了笑：“老苏，这事我还真不该跟旁人嘀咕，应当像你一样，直接找首长说，也就不会受到五花大绑、差点掉头之惊吓。”

父亲所属的部队，为红四方面军第九军。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从强渡嘉陵江西进开始，到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历时一年零七个月，途经4个省，行程10000余里。父亲这位年纪小小的红军，与那些红军大哥、大姐、叔叔、伯伯一道，翻过4座雪山，走过两回草地。这万余里的行程，父亲的步幅小，体力消耗自然也要大些。那种艰难、困苦，在父亲的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

一路乞讨，寻找党组织

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红军主力在西北集中，形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

10月下旬，父亲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在军长孙玉清的率领下，渡过黄河。此时，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

众所周知，接下来，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同军阀马步芳部进行了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到了1937年3月中旬，父亲所在的第九军已被敌人打散，军长孙玉清在酒泉南山不幸被俘，后在西宁英勇就义。部队被打散后，父亲就踏上了逃亡之路。在路上，他有幸遇上两位年长的红军，于是3人结伴开始了逃亡、同时寻找党组织的艰难路程。

白天，3人不敢外出行走，怕遇上搜捕的敌人，只能选择夜行。可他们也不能完全昼伏夜行，还要想办法填饱肚子，年长的红军外出找吃的，容易引起外人的注意，于是父亲主动承担起这个任务。白天，父亲扮成叫花子外出讨饭，讨得食物带回躲藏地；夜里，3人再结伴而行。

很多年后，父亲跟我们讲起这件事总是略显遗憾，因为当时也没有问问那两位叔伯姓甚名谁。我们插话，也许是当时残酷、险恶的环境，谁也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后来，3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驻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又用汽车将3人送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很快，另外两人被送往延安。父亲明白，这两人一定是首长，他壮着胆子想问个究竟。办事处的同志笑答：“小同志，你只要知道他们是首长就行了。”

父亲不能像那两位首长一样去延安，而是留在了西安办事处，工作是印刷书刊、文件。1938年下半年，父亲被派往延安抗大政治部工作，随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组织上又将他送往抗大陆军中学，后转入抗大七分校继续学习。1945年至1946年，父亲又被派到延安中央特别党训队学习。

记得1991年，我工作的单位从外地调来一位领导。一个星期天，他带着8岁的儿子到湘潭市青少年宫玩，前坪有一架退役的周恩来总理坐过的飞机，看完飞机，他们又登楼参观了湘潭市健在老红军图片展。后来，当他听别人说我父亲也是老红军时，连忙问我，那个展览，怎么没见姓郑的老红军？

于是我跟他解释，这个中央特别党训队，是专门培养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机构。为了工作需要，父亲由郑仕金改名为苏明德，此后一直延用此名，这就是展览里没有郑姓红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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