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蒋介石为何学不了十大军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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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主文从”束缚下的蒋军做不到“党指挥枪”。蒋介石声称：“‘权出于一者强，出于二者弱’。我们既然委任了一个将领，就应该绝对的信任他，而不要用其他的方法来牵制他，所以我们在北伐之后，就取消党代表制度，采取一元制，把一切事权集中于带兵者，我认定一元制必定比二元制要好，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在蒋介石的影响下，蒋军军政人员之间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互相歧视者有之，互相倾轧者亦有之，弄得猜忌丛生，自相纷扰”。同时，他还扭曲政治工作性质，将其变为具有法西斯主义特征、对付异党异派的特务工具。“武主文从”的关系，终于让孙中山苦心引进的“政治建军”成为“空中楼阁”。

反观我军，从建军伊始就确立起“党指挥枪”的原则，奠定了新型革命军队的基础，而后又逐步恢复和健全了党委集体领导原则，确立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和措施。

蒋军没有共同的思想取向，注定其运用不了十大军事原则。反观我党，毛泽东在1939年至1940年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着作，成为指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为中国民主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武器和理想信念。

“厚官薄兵”的蒋军做不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使其学习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成为笑谈。蒋介石长期以德国模式建军，却盲目强调军官的作用，促使部队中产生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官兵待遇实行双重标准，士兵与高级军官的俸禄最多可相差近70倍，使官兵隔阂越来越大，无法融成一股力量。

徐向前说过：“古往今来，优秀军事家指挥战争，驾驭战局，无不注重灵活机动四个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的武器装备一直远远落后于对手，但我军指挥员灵活机动的指挥能力，为我军在诸次战役中创造出了一次又一次以劣胜优的奇迹，而这样的指挥艺术是蒋军学不了的。

“骄傲自大”使蒋军做不到先机克敌，将战略主动权拱手相让。蒋介石曾放言：“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毛泽东曾针对蒋介石的狂妄之言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促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在石家庄战役中，曾被国民党当局讥讽为“毫无军事训练之老百姓”的晋察冀野战军，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预先拟定了多个方案，作了多手准备；集中优势兵力，积极动员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作战；充分运用军事民主等措施，打了一场有准备有把握之仗，最终顺利地攻克了敌工事坚固、防御体系比较完整的石家庄，全歼守敌二万四千余人。

“重心偏移”的蒋军做不到准确确立战略目标，失去了运用十大军事原则的基本条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急于占领东北的大中城市，给自身造成严重困难。毛泽东有如下评论：“蒋占长春后兵力分散，补给线甚长，再要前进，必感困难。”中国革命战争特有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表现为运用农村和中、小城市特有的“面”的优势，分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点、线”优势，从而与武器装备及人数占优势的敌人作战，是“敌强我弱”态势下的“逆向选择”。辽沈战役在毛泽东“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经过一系列“面”对“点、线”的战斗，我军逐渐从防御转入进攻。至1948年3月，东北战场上的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北地区80%以上的土地均已成为我军根据地。

“墨守成规”的蒋军做不到以变应变的灵活指挥，无法学习十大军事原则的要义。蒋军内部教条主义泛滥，其战术守则中要求：“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却不足以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阵而后战，兵家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就是强调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战术。我军指挥的精妙之处，正在于此。长征中，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三个月时间六次穿越赤水河、乌江、金沙江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军纪涣散，作风败坏”，蒋军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成为一纸空谈。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对失败进行深刻反思，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是“六无”之军，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军人们就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最后导致“自己打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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