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苏轼，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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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或许在独自面对大海时，苏轼会想起汴京的闹市。去年灯市，花好月圆，一切都是极好极好的，但那些都过去了，都已经随着仁宗朝那个“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神话，一起扫入了历史的坟茔。

对一个士人来说，抱负无从施展，他热爱的国家只想放逐他，许是午夜梦回最心酸的事，但苏轼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即便在帝国最边缘，他所表现的，依然是一个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的苏轼，只是这种“释然”背后，终究是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晚年，苏轼的诗词更加沉郁顿挫，他在去世前两个月写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仿佛是对自己这辈子的回望：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诗初读之下，是阅尽千帆的老人，在执着之后的放下与坦荡，但细细品味，未尝不是对人生的自嘲。所谓“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苏轼何等志向，最后一生功业，也不过几个外派州府，眼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自己却如已灰之木、不系之舟，个中滋味，又有谁人知。

苏轼在另一首诗中，同样隐匿了自己的无奈。那是他在儋州写的《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迎送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此诗作于元符二年（1099 年），苏轼时年六十四岁，被贬儋州，一生已是陌途。这个年纪，前唐宰相李德裕在感慨“鸟飞犹是半年程”，而苏轼呢，他借着酒劲，去当地人家里做客，一个说官话的四川眉州人，和三四个黎族小伙把酒言欢，苏轼有趣的地方，正在于此，但他嬉笑之间，却又隐约流出了对人生的感慨。

所谓“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这两句致敬《论语》的诗，其实是苏轼对自我的开导，就是说，没有必要执着于自己被贬谪千里的事实，也不必沉沦于政坛失意的绝望，即便在偏远之地，你一样可以快乐地随风起舞。这种开导，看似豁然，可我们想，什么样的人会这样开导自己？

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这不可救药的乐天背后，实是东坡自饮的悲凉底色。

元符三年（1100 年）6 月20 日，65 岁的苏轼终于等到了朝廷的大赦。三年海南光阴，如今物是人非，苏轼北眺茫茫大海，内心百感交集，临行前，他留下了自己在海南的最后两首诗，其中一首道：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据林语堂考证：苏轼本想搭福建一只大船过海，但是空等了些日子，只好和友人吴复古、儿子过、他的大狗“乌嘴”一齐渡海。渡海后，他们先到雷州去探望了秦观，然后一家人再缓缓北上。

苏轼被赦免了，但他的身体也愈发虚弱。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情迟迟不见好转，像一条毒蛇紧紧缠绕着他，让他痛苦难熬。苏轼谢绝了大部分拜访的友人，卧榻病床一个月，他没有胃口，也无力起身，自知离油尽灯枯之日不远，他嘱咐友人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林语堂：《苏东坡传》）

七月十五日，苏轼的病情继续恶化。高烧、牙根出血、饭菜难咽，实在太饿了，就喝人参、麦门冬、获菩熬成的浓汤，或者少许清水。他身体暴瘦，面色如枯骨，又过数日，他的呼吸都困难了，两只眼无神地望向窗外，昔日故人，仿佛一个个向他走来，又离他远去，而他面对着哭哭啼啼的亲人，仍强装着乐观的神色，气息微弱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 年8 月24 日），一代文豪苏轼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半月之前，他曾写信给维琳方丈道：“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

苏轼一生坎坷，不折其节，他的政治成就虽不如王安石、司马光、章惇等同期友人出色，却凭借不朽的诗文、豁达的品性，在历史的长河中造就更加深远的影响，北宋是一个才人辈出的时代，而苏轼堪称闪耀群星中最夺目的那一颗。

求仁得仁，死生无憾，对苏轼这一生的评价，他自己已经写出来了。那是在去潮州纪念韩愈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苏轼这一生留下的，是一位君子对世界最谦卑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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