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汇通天下”乔致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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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苦心经营积累的财富，到底是用在花天酒地的个人享受上，还是花在资助国家回馈社会上，乔致庸在100年前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乔致庸拟定的《乔氏家训》中，开篇就告诫子孙要谦和谨慎。

能知足者天不能贫，能忍辱者天不能祸。求医药不如养性情，多言说不如慎细微。

乔致庸掌家期间，最怕的就是子孙玩物丧志，以至于乔家都不敢招年轻漂亮的女子当丫鬟，而是专门找粗枝大叶的中年妇女，就怕家里的男子惹出难堪的事情。

乔致庸亲自拟定了六条家规：不准吸毒，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酗酒。如果家人违背其中任何一条，必须跪在大院中，在大家的目睹下背诵《朱子格言》，直到痛哭流涕地承认错误后，才能磕头谢罪，起身离开。

在严格的家规下，乔家的子孙都兢兢业业、勤勉朴素，随便拉出一个，都能被其他晋商家族视作优秀接班人。

在银子大量流通的商号中，乔致庸也将“规矩”贯彻到底。每开一家店、每设一个分号，乔致庸都会跟经理一起拟定适合本地的号规，包括严厉的奖惩制度、人事制度，甚至还要让新招募的伙计磕头发誓，用道德的力量来约束新人。

在乔家的商号里，从掌柜到伙计一律不准抽鸦片，更不能嫖娼，一旦被发现，就会没收身股，情节严重的甚至会被开除出号。其实乔致庸想让他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也只有在这样的家族氛围中，才能培养出优秀商人乔景俨、革命先驱乔映霞、抗日英雄乔惆、户部银行行长贾继英。

1877年，中国北方发生了“丁戊奇荒”。在这种百年难遇的大灾荒中，农田干旱，蝗虫肆虐，瘟疫流行，华北大地在短短4年间就减少了1000万人口。山西祁县更是重灾区，“光绪三年（1877年），人死一半”。作为祁县有名的大商家，乔致庸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救助灾民的责任。

乔致庸让家里各房都减少用度，一月到头都吃不上几顿肉。而对于搭粥棚救灾，他只对粥有一个要求：“筷子插上不倒。”那些常年吃不饱饭的灾民，大灾之年却在乔家粥棚吃上了饱饭。

对外人尚且如此，对同村的乡亲他更是有求必应。只要有人去乔家大院的“在中堂”，乔致庸总不会让他空着手出门。谁家有人病了买不起药，乔致庸就会派人送去几两银子，让他治病；有人父母去世却买不起棺材，他就派人送去几十两银子，让他料理后事；甚至有用人偷家里的东西被抓现形，乔致庸也是一副菩萨心肠：“家里东西多，不差这一件，再说有困难才偷呢，随他去吧。”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狩”。在进入山西太原后，他们才放下心来，终于不用再为“身死国灭”而忧虑了。由“大德兴”改组而来的“大德通”票号总部，被朝廷征用为临时行宫。

看到逃难的朝廷日子过得凄凉，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当场保证，要借10万两银子给朝廷。回到办公室后，他跟大掌柜阎维藩一说，阎大掌柜直夸他做得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贾继英。”

就凭这10万两银子，乔家换来了慈禧御赐的匾额“福种琅环”，还为商号换来了两笔生意：一是各省输送给朝廷的税款，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乔家当然占大头；二是庚子赔款连本带利共10亿两白银，也由山西票号经营，乔家又占大头。

随后的10年里，乔家的票号业务一直往上蹿。每股的账期分红能达到1.7万两白银，真是撑破了天。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晚清，乔致庸用一生心血赚来的钱又有什么用？乔致庸坐拥2000万两白银的家产，却活得异常艰难。他的努力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的挣扎，他的仁义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温柔。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原本放出的贷款，一夜之间全部化为乌有；票号遭遇挤兑，这让乔家的资金链雪上加霜。从此以后，包括乔家在内的晋商元气大伤。

此后的几十年，各家晋商票号纷纷关门歇业。论家大业大，乔家并不算晋商中顶级的，而恰恰是乔家的生意，能挺过阎锡山洗劫、冯玉祥摊派、日军抢占。1949年，“大德通”票号关门歇业；1955年，包头的几家店铺被改造为公私合营制，直到此时，乔家的生意才算正式结束。

究其缘由，竟是伙计恋旧不肯离去，乡亲帮忙挺过历次劫难。乔家多年行善积德、扶弱济困，最终得到这样的回报。乔家以这样的方式，给了辉煌五百年、纵横九万里的晋商最体面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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