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被“奸”名遮蔽的蔡京》

感谢幻寂发布历史故事《被“奸”名遮蔽的蔡京》，内容如下：

在元代脱脱等编撰的《宋史·奸臣传》中，蔡确、章惇、蔡京、蔡卞、吕惠卿、曾布皆赫然在列。蔡京当然有“奸”的一面；蔡京也有不那么“奸”的一面，遗憾他的光亮，被一条脏污的“奸”名抹布覆盖了。

对王安石新法在承续基础上又有突破性创造者，当数蔡京。首先，蔡京在相位近二十年，有职权且花样翻新地推行“新政”，虽然中间几经波折；其次，蔡京干坏事、干好事都手段霹雳，有超强的执行力，是能干大事、干成大事的人。他的执行力，应该不亚于王安石。

大臣侯蒙曾在宋徽宗面前评价蔡京：“若心术正，当为千古贤相。”“心术”正歪，与为臣“贤”否，当然有关联。但在宋徽宗眼中，“心术”如何，只要不涉及忠诚，不威胁到其龙椅的稳定性，是无关紧要的。宋徽宗最需要的是“能”——治国理政的能力。

“崇宁兴学”

先说兴学，史称“崇宁兴学”。早在哲宗亲政、章惇即将任相时，蔡京就曾于道途中拜谒踌躇满志的拟任宰相，从衣袖中“出一轴以献（章）惇，如《学校法》、‘安养院之类”。但章大人心不在此，拒绝了他的良谋：“元长可留他时自为之。”

到崇宁元年（1102），蔡京任相，立即于八月二十二日上疏建议天下兴学，获准。这份奏疏所奏的内容，可视作兴学的一份总体设计、规划：

以学校为今日先务，乞天下开置学养士，如允所请，乞先次施行。一乞罢开封府解额，除量留五十人充开封府上着人取应外，余并改充天下贡士之数……一乞置州学，并差教授二员。一乞增置田业养士，应本路常平户绝田土物业，契勘养士合用数拨充……

依蔡京“起请”，宋徽宗下达了一系列兴学的诏书。“崇宁兴学”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论兴学的范围、数量、体系，都超以往两次兴学，形成遍布全国州县的学校网络。据大观三年（1109）朝廷统计，全国24路教养大小学生总数达167622人，学舍有95298楹，各地学田计105990顷，形成“旷古未有”的规模。

令人惊叹的是，还同步设有六类专科学校：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后三个门类为崇宁时期首创，中国美术院校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更为惊叹的是，对书学、画学考试，已经立出不同的等级标准。至大观元年（1107），原科举取士旧制废除，悉改由学校升贡。学生通过学校层层升级，最终经殿试进入政府授以官职。

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

再来看看宋徽宗、蔡京时期创设的对鳏寡贫病老弱者的社会救助机制。

在大雪飞扬的街头，一队巡视巷陌的小吏，看到一位拄拐佝偻行乞的老人，立即向前，将之搀扶到一个专门的处所，交给那里的管理人员，这个处所名为“居养院”，相当于今日所称的福利院、养老院；当小吏们发现道侧已倒毙在寒风冰凌中的死者，则用麻布将尸体包裹，抬送到另一处所，这个处所名为“漏泽园”，相当于今日所称的公墓。还有一个处所名为“安济坊”，是官办的医疗诊所，专门收治那些贫病无钱诊治、无人护理的老者。

对这些，南宋的朱熹不吝赞词：“崇宁、大观之间，功成治定，惠泽洋溢，隆盛极矣。而上圣之心犹轸一夫之不获，始诏州县立安济坊、居养院以收恤疾病癃老之人，德至渥矣。”

崇宁五年（1106）八月，尚书省报告：有江南西路官员发现某些漏泽园管理不善，导致有逝者“埋瘗不深，遂致暴露”，于是下诏“凡漏泽园收瘗遗骸，并深三尺”。管理精细到此种地步，不能不为之一叹！

理财·敛财

无论是君臣共享“丰亨豫大”，还是为民施仁政，都离不开一个东西：钱币。蔡京具有超强的理财能力，因而虽几番被罢，又几番被重新起用。

蔡京施行的经济变革是理财或敛财？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历来争论不休。诸如蔡京发行“当十钱”，即比当时的“当二钱”用料少、面额更大的钱币，遭遇的阻力最大。赵挺之、张商英取代蔡京任相，所做的第一件事即是废铸“当十钱”。“当十钱”只是在部分地区推行，确实为中央财政带来滚滚财源。但在今日看来，发行大额货币，几乎是全世界应对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之一。

蔡京的经济变革，还涉及茶法、盐法、漕运与方田法等。仅就茶法而言，有宋一代屡经变革，因其中有巨大市场空间和商业利润。政和二年（1112），蔡京对茶法进一步改革，形成了一整套政府与茶商共同购销茶叶的流通系统。首先由政府指定部门印行“茶引”，“茶引”是购销茶叶的合法凭证，商人必须首先向政府部门购买“茶引”，才能据此去茶叶产地以低价向茶农批量购买茶叶，然后到指定的地点去提价销售。对茶商的购买量至销售情况，政府都全流程严密监控，并从中抽息，这就相当于现代政府的税收了。此种经营方式，也可称作“公私合营”。面对宋代庞大的茶叶消费市场，仅此一项就给政府带来多少财政收入？因此蔡京任相期间，宋徽宗的府库里是不缺钱的。面对堆积如山的钱币，皇上看到了蔡京理财（敛财）能力，也自然就滋生“有钱不享受更待何时”的念头。

也许会让人感到奇怪：既然蔡京有如此超强的理财（敛财）能力，为何未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反而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居然不堪一击。既然蔡京有办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的“仁者”之心，为何面对元佑党人，乃至同党的异己分子时却是那样冷酷无情、手段凶残？那个熟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幼童蔡京，与登上宰辅大位的蔡京，还是同一个蔡京吗？

也许有的问题很幼稚，有的问题很可笑，有的问题不是问题，那就权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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