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武则天给唐玄宗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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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元年（685）八月初五，李隆基出生在洛阳。前一年的二月，武则天立他的父亲李旦为皇帝，取代李旦刚刚被拉下皇位的兄长李显。父亲做了皇帝，并没有给儿子们带来好运。李旦诸子皆幽闭宫中，不能踏出门庭一步，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李隆基小的时候武则天还是蛮喜欢他的。在他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李隆基去朝堂，金吾将军武懿宗看到他的车骑仪仗威严整齐，便横加阻挠。李隆基义正词严地斥责道：“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武则天听到以后，对他特加宠异。武则天还赐给他两部乐队。他后来在音乐舞蹈上的修养，就是从这里打下的基础。

长寿二年（693），李隆基的母亲窦氏被武则天杀死，李隆基与兄弟又失去了自由。圣历元年（698），庐陵王李显回到了洛阳，并被立为太子。十四岁的李隆基才重新恢复了自由。

神龙元年（705），中宗李显即位，二十一岁的李隆基被封为临淄王。景龙元年（707）出为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在这里他接触到了社会，积累了政治经验。

武则天的“见面礼”

首先是频繁的政变。

从神龙元年（705）张柬之推翻武则天，中宗复辟开始，各个利益集团，包括皇室内部和各个大臣集团之间展开了长达8年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皇后、皇子、公主、外戚都想夺取皇位，涌进朝廷的大批官吏分别依附他们，并协助他们从事秘密攫取皇位的勾当，政变就频繁起来了。到先天二年（713）太平公主谋废玄宗李隆基为止，前后不过八年半的时间，就发生了7次政变，更换了4个皇帝，政局长期处于动荡不安。

第二次政变，在景龙元年（707）。中宗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受到安乐公主凌逼，于是发动羽林军杀武三思，未能攻下玄武门而败死。

第三次政变，在景云元年（710）。安乐公主谋为皇太女，怂恿韦后毒杀中宗。立中宗之子李重茂为帝，韦后临朝称制。

第四次政变，景云元年（710），李旦之子李隆基、妹太平公主合谋，利用万骑兵杀掉韦后和安乐公主，拥李旦即位，是为睿宗。睿宗立在平乱中立下了大功的李隆基为太子。

第五次政变，睿宗即位不久，中宗之子谯王李重福谋划从东都起兵，自立为帝，事败投水而死。

第六次政变，太极元年（712）七月，彗星出西方。太平公主使术者对睿宗说：“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企图以此动摇李隆基的太子位。睿宗怕再度发生政变，便把皇位传给了李隆基。这是太平公主始料未及的，只好劝睿宗虽传位，犹宜自总大政。上乃谓太子曰：“朕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八月，李隆基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上皇自称曰朕，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皇帝自称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这就是说李隆基虽然做了皇帝，但是睿宗并没有把军国大权完全交给他，并没有取得皇帝的全部权力。

第七次政变，当时太平公主仗着上皇之势，擅权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大半都依附于她。即使是这样，太平公主也仍不满足，与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及僧慧范等谋废立，又与宫人元氏谋于赤箭粉中置毒进于玄宗。先天二年（713）七月，魏知古告公主谋于七月四日以羽林军发动政变。玄宗乃与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内给事高力士等定计捕杀与她同谋的宰相岑羲、萧至忠，窦怀贞自杀。上皇诰：“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赐死于家。

这些政变，特别是第四、六、七次政变直接导致玄宗接掌最高统治权，可以说是武则天留给唐玄宗的第一个“礼物”。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创造了伟大业绩的武则天，在她退位之后会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一个成功的君王身后，往往出现混乱的局面。有的朝代经过各种努力，克服了动乱因素，国家和社会继续向前发展，例如汉朝初年。也有一些最后导致国家的灭亡或土崩瓦解，最突出的莫如秦始皇和隋炀帝。

就武则天而言，唐高宗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的过程加速了。农村的地主、富户增加，社会上逃户也相应增加。这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是原有的各种制度逐渐和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二是崛起的地主富户要求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势。一开始是勾结官府，逃避兵役，后来又发展到巧取豪夺，兼并农民的土地财产。但是这样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谋取军功便成为他们进入官场的重要方式，一时间从军成风。这种办法快速有效，但是不可能持久。因为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从军不仅勋赏不行，弄得不好还要送命。而且这与唐朝初年以才学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不合。因此，科举入仕和流外入流成为一般地主入仕的主要途径。从科举出身的一般地主子弟，包括中下级官吏的子弟，在官员中的比重，特别是在高级官吏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而伴随着这种发展，也出现了一批代表正在发展中的一般地主官僚的高级官员，他们急于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力图在最高统治者周围寻找依靠。这些人的出现，一方面增加了政府活力，同时也增加了政治上不稳定的因素。从武则天统治末期到开元初年的历次政变中，他们虽然不是主角，却是最活跃的力量。

唐朝建立后，皇位继承制度虽然在原则上是嫡长子继承，但是从唐太宗开始就没有一个是由嫡长子继位。这样不仅给皇子们留下了窥视皇位的希望，而且给那些政治野心家寻找政治上的靠山提供了空间。武则天以女子身份做了皇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出现了更多的问题，首先就是传子还是传侄的问题，其次是传给哪一个儿子的问题。还有武则天以女子而做皇帝，因此后妃和公主们也开始做起了掌握全国最高统治权的美梦。皇后、皇子、公主、外戚都想夺取皇位。这样就给那些急于求得发展的官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他们各自依附一个王子、后妃或公主，并协助他们从事秘密攫取皇位的勾当，以求成为开创一代新朝的功臣，从而取得丰厚回报。这就是当时政变频繁的基础。

这些宫廷斗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为在这些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中，起作用的不是传统的贵族和世代担任高级官吏的官僚，而是在唐朝兴起的没有家世背景的新官僚。虽然斗争过程中没有波及普通老百姓，但是斗争的结果是造成了政局不稳定、贪污腐化成风等严重的问题，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武则天留给唐玄宗的这些“见面礼”，更多的是考验。他如果能够应对这种局面，恰当地处理这些问题，就可以稳定皇位，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向前发展。

武则天留给唐玄宗的还有更重要的两样东西，第一是一大批治国人才，其中最着名的莫过于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武则天以文学取士，不以文学用人。她所培养和提拔起来的，都是富有政治经验的经世治国之才。他们一直活跃在开元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开元二十三年（735）罢相的张九龄是其中最后的一名。第二是一个正在变化中的制度。制度能够适时调整，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也是一个政府活力的表现。制度的变化往往会受到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反对，同时还受到经验和认识的影响。因此从常态走向改革往往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改革既然从武则天时期就已经开始，并且有些已经水到渠成，那么唐玄宗在开展制度调整工作的时候，就会顺利得多。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说不尽的盛唐：隋唐史二十讲》    作者：吴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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