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故事《任正非，从“术”走向“道”》

感谢易行发布人生故事《任正非，从“术”走向“道”》，内容如下：

国际化策略其实不仅为华为带来了市场和财富，更重要的是，它倒逼华为向现代企业转型。

在英国，华为必须先获取当地最具号召力和研发实力企业的认可，才能够进一步得到民众的信任。当时，要数英国电信集团最具实力。英国电信的考核程序极其严苛，要审查包括产品质量、公司发展战略、管理体系等在内的12个项目。

考核时，英国专家问：“在座的哪位能告诉我，从端到端全流程的角度看，影响华为将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交付给客户的亟待解决的5个问题是什么？”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答得上来。

任正非成立了专门的认证工作小组，将相关产品送到英国检测，力图获得英国电信的供应商认证。在费尽千辛万苦被纳入英国电信“21 世纪网络”供应商招标名单后，华为又针对客户需求，制订了明确的商业计划，且在英国设立了欧洲地区总部和服务中心，以保障工程交付后的技术支持。

2005 年，华为终于得到英国电信的认可，与另外几家国际品牌一起成为英国电信的“21世纪网络”供应商，这标志着华为真正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一年，华为的海外合同销售额首次超过国内合同销售额。

此时的任正非已年过六旬，但他的眼光比绝大多数人都深远。他知道，要想成为一流的企业，就得先接受一流企业的审视，学会和一流的企业过招。

赢得尊敬

由于长期背对媒体，外界对任正非有诸多猜测，也给他扣上各种华丽的“帽子”。他似乎很不乐意，回应说：“媒体记者总喜欢将成绩扣到企业老总一个人头上，这是以虚拟的方法塑造一个虚化的人，总而言之，我不认为自己像外界传说的那样有影响力。”

但如果没有任正非，华为真的会呈现如今的面貌吗？他的确不是产品真正的创造者，也不是大权独揽的管理者。但不可否认，创始人的观念与视野，决定了企业的气质与格局。

1997 年，任正非带领团队前往美国，参观哈佛校园和硅谷，走访了IBM 等公司。此次美国之行，任正非最大的收获就是IBM 的管理经验。

20 世纪80 年代是IBM 的黄金时期，它曾经是世界上盈利最多的公司。但龙头地位也带来了惰性，公司随后进入胡乱搞开发、不重视客户服务、滥用手段打压竞争对手的阶段，一度濒临解体。

为了应对生存危机，IBM 引进新的首席执行官（CEO），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内部管理改革。他们付出超过80 亿美元的行政改革费用，在5年时间内裁掉了1/3，约15 万员工，重组各个部门。改革后，IBM 重焕生机，市值增长了4倍。

任正非决定聘请这家公司的咨询团队为华为提供支持。为此，华为付出了20 亿元的天价咨询费用。

任正非对管理改革的重视，甚至引发了IBM 对中国市场的误判。1999 年，IBM 的前供应链咨询专家约瑟夫·史密斯看到中国的开放，也看到华为在管理改革上付出的努力。他误以为，中国企业对管理经验的需求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但事实是，“只有华为才有这种思维方式。那时候中国的很多企业都不愿有任何外国公司介入，但任正非说，我们需要系统架构，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体系，我们需要引进我们没有的知识”。

任正非并不准备完全照搬西方的经验，他自己也可以成为经验的创造者。

2004 年，任正非邀请美国美世咨询公司来为华为提供有关决策机制的咨询服务。这家公司在研究华为的决策架构后发现，华为缺乏中枢机构，建议他们建立经营管理团队联席会议，由任正非出任主席，即首席运营官（COO）一职。

任正非因身体抱恙，没有接受这个提议。不过，这给了任正非新的启发：为什么COO只能由一人担任？如果由华为的几名高管轮流担任，会不会更好？

从此，华为的高管轮流出任COO，每人任期6 个月。这样的管理模式最终有效地平衡了华为内部各部门的利益，淡化了矛盾，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2011 年，首席执行官（CEO）的职位也开始进行轮值，同样是6 个月轮换一次。

如果将任正非的管理哲学浓缩起来，就会变成一部《华为基本法》。这部耗时3 年才编订完成的华为内部文件，起源于任正非的一个困惑——华为成立几年后，他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发动员工进行讨论，还邀请专家组来制订这份纲领性的文件。

一开始，专家组在这份文件中编写了华为公司的价值观体系、管理政策和制度系统等基本框架。任正非看过后并不满意，他认为这里面只写到企业管理的规则，仅限于提供方法论。他说：“这不是我要的精神纲领！”

任正非要的到底是什么精神纲领？对这位中年下海、一穷二白起家的企业家而言，从最开始，华为还是一家微不足道的小公司时，他就能够招揽像郭平、郑宝用这样的高精尖人才，凭靠的根本不是金钱和规则，而是观念与视野。

他能够将个人的命运与一个更加宏大的背景联系起来。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是很少的。

在曾经孤注一掷开发局用交换机的时刻，他用来动员大家的是这样一番话：“处在民族通信工业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要竭尽全力，在公平竞争中自下而上地发展，绝不后退低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振兴。”

在阐述5G 的功用时，他描绘的不是关于财富的梦想，而是它的社会价值：“等到全域5G化后，信息传播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农村的孩子、贫穷的孩子就有机会通过网络了解世界。这会提高他们的素养，增强他们为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

他在通信科技领域深耕，依据的是这样一番判断：“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工具，不能因为虚拟经济可以带来真金白银就去追逐它，这是错误的。中国还是要搞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怎么解决就业问题？”

他渴求的是从“术”的层面走向“道”的层面。

对一家企业而言，“术”能让它获取市场，但只有“道”，才能让它最终赢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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