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红色家书中的信仰与力量》

感谢海秋发布历史故事《红色家书中的信仰与力量》，内容如下：

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有人曾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材料”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信仰，即伟大的共产主义信仰。信仰，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革命先烈们为什么能够无私无畏地英勇献身？就是因为心中有一个牢不可摧的信仰。

毛泽建，是毛泽东最疼爱的堂妹，是毛泽东牺牲的6位亲人中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烈士。她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衡山县委妇女运动委员，发展农民运动。1928年不幸被捕，敌人认为其是毛泽东之妹，如获至宝，想从她身上获得党的重要机密和军事行动计划。在一年多的监狱生涯中，无论威逼利诱还是毒刑拷问，毛泽建宁死不屈，临刑前写下血书：

“我将毙命，不足为奇。……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是我早就料到了的。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还会在九泉下开欢庆会。”

毛泽建告诉前来探监的陈淑元（丈夫的姐姐）想再见见儿子，陈淑元不忍告诉她孩子已经夭折的真相，只得从老乡家借了一个婴儿送来慰之。毛泽建抱着婴儿不停地亲吻，看到她发自内心的母爱流露和依依不舍的一幕，陈淑元难以抑制心中的哀伤而放声痛哭。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英勇就义于湖南衡山县马庙坪，年仅24岁，临刑前，她口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革命者刘伯坚的家书亦让人记忆犹深。刘伯坚于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3月4日在江西信丰、会昌交界处与敌作战中负伤，不幸被俘。他在写给兄嫂的家书中说：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刘伯坚英勇就义时年仅40岁，当时他的妻子王叔振已经先他一步在闽西游击区牺牲了。他们的3个孩子在难以尽述的艰难中长大成人。多年后他们在北京聚首，3个男子汉紧紧拥抱在一起，沉浸在悲恸之中，心中满是对父母亲无尽的缅怀。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始终激励和鞭策他们的就是父亲留下的这封家书。这封家书不仅照亮着刘伯坚自己的3个孩子，也激励着更多的后来者奋勇向前。

1928年5月5日，时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的史砚芬在南京台城召集秘密会议时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史砚芬严守党的机密，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毫不屈服。敌人对史砚芬束手无策，最后只能通过江苏特种刑事法庭以“意图颠覆党国”的罪名判处他死刑。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史砚芬便给弟弟妹妹写了这封诀别信。面对死亡，史砚芬并不畏惧，他在信中写道：

“我今与你们永诀了。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将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

9月27日，中秋节的前一天，年仅25岁的史砚芬，神情安详地走向雨花台的刑场。史砚芬将这封信藏于内衣口袋里，希望通过遗体将信带出，被家人发现。而正是通过这样特殊的“寄送”方式，这封血迹斑斑、饱含着手足情深的诀别信才得以留存至今，继续承载着这位年轻革命者不朽的灵魂。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共产党员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在一次战斗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在养伤期间被日军发现被俘，1936年8月2日被杀害，年仅31岁。临刑前，万般思念儿子的赵一曼写下了最想对儿子说的话：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因赵一曼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信没能寄达，一直保存在日军审讯档案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发现。赵一曼的儿子陈掖贤第一次见到母亲给自己的遗书，是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他看后大哭一场，照原件手抄了一份留作纪念。回家后，他用钢针蘸着蓝墨水，在自己的手臂上刺下三个字——赵一曼，以此纪念母亲。

抗战爆发后，左权于1937年12月3日写信给母亲，表达了自己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要与人民共生死的决心。

“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这是一个儿子写给母亲的家书，更是一个共产党员写给祖国母亲的决心书。可以想象左权的母亲收到这封家书时一定是百感交集的。她会因为担心儿子的安危而感到无比的忧虑，却也会因为儿子的选择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1946年4月，苦难的中国尚处于抗战结束后的短暂和平时期，八路军战士冯庭楷（1923—1946，山西平定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3纵队9旅26团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在给家中两位哥哥的信中写道：

“弟自事变后，毅然走出饥寒的家庭，参加了人民的子弟兵——八路军，将近九年光景。……灾难深重的中国少衣无食者，不仅咱一家，弟这几年来正是为了自己，为了这饥寒的一群，奔波奋斗。……妈妈，我们应擦干自己的眼泪。我万一不幸为人民战死，那也无须呼哭。你看，疆场上躺着的那些死尸，哪一个不是他妈妈的爱儿？……”

冯庭楷15岁便参了军，直至1946年9月18日牺牲，9年时间一直未回过家。他用毛笔小楷写下的家书，字迹工整，语言真切，带着对家人的无限眷恋说“我万一不幸为人民战死，那也无须呼哭”“哪一个不是他妈妈的爱儿”！为人民而死，无怨无悔。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发出的强音。从一个八路军战士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牺牲精神，这弥足珍贵的家书也成为后人品读这位烈士思想感情的重要来源。

“为有牺牲多壮志”，正是有着无数信仰坚定的革命者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奋勇向前，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从弱小到强大。写下这些家书的革命者，他们是无数优秀共产党人的代表，他们是民族的精神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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