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君子之交淡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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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轼与王安石的初期交锋

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意并非凭空而来，若要寻源就必须提到苏洵和王安石的关系。苏洵与王安石的不和几乎尽人皆知，二人政见相左，性格不合，苏洵更是作《辨奸论》暗讽王安石。苏轼受父亲的影响对王安石早期就有成见。

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苏轼与王安石第一次产生关联，王安石给苏轼的制词《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写道：“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其言诚恳，言语中流露的尽是关怀之情，可见王安石对苏轼的才华和能力是肯定的。

嘉佑六年，苏洵和王安石矛盾凸显，关系急转直下，导致苏轼与王安石生出间隙。苏轼在政论文章《进策》中提出许多与王安石相对的政见。早年间苏轼的《上皇帝书》未必是针对王安石的，可《进策》无论是从发生的时间，还是言语中的“议者”等词，皆有明确的指向性。苏轼继承苏洵的财货思想，认为节俭才是生财之道，其文中“厚货财者，其别有二。一曰省费用。夫天下未尝无财也……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公，仰人以援己，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对于财货，仍是提倡节流”很明显是指向王安石的生财之论。

此年苏轼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在复试中王安石直接向苏氏兄弟发难，如王水照先生所言：“王安石对苏辙的对策持否定态度，拒绝起草苏辙的任命状，虽然此事的起因未必可从私交来窥测，但它本身确实是王、苏交恶的一个重要事例。”苏辙的争议在此次考试中最大，但苏轼也依旧难逃，“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甲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训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王安石对战国文章一向持否定态度，即使只是王安石私下的评价，但也可知王安石此时对苏轼多有不满。

苏轼和王安石早期的交锋停留在争辩层面，文人之间的“嘴皮子”功夫而已。此时的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原因来自其父亲的影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以及少年的一丝轻狂傲慢。

四、苏轼与王安石的矛盾高潮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王安石向神宗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写道：“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王安石借褒扬宋朝先皇功德，以一向仁爱着称的宋仁宗为出发点，写出种种为君之道、治国之方，笔锋一转又写“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道出当时制度的种种弊端，神宗采纳王安石的相关主张，在位期间更是竭力支持其改革，熙宁二年至熙宁六年，一系列措施陆续出台。

王安石改革是研究其与苏轼关系的重要背景，也是二人的矛盾交锋点。苏轼还朝后，无论从私人恩怨出发，还是政见原因，他都不可能站在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王安石因对守旧派和政治制度多有不满，早期变法过于激烈，此时的争论涉及南人北人之争、政见之争、文学之争、学术之争，同时还夹带着私人恩怨，利益纠纷的复杂性使党派之争达到高潮，也使二人矛盾达到高潮。熙宁二年四月，王安石准备科举兴学校，苏轼便上《议学校贡举状》，指出“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后神宗要求苏轼大胆指出当时政令得失，苏轼深受鼓舞，直言不讳，这一举动直接触碰到了王安石的敏感神经，直接进言道：“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却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陆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

“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何也？”苏轼借用考题暗讽王安石，也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苏辙在此时也表明态度，公开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同年十二月苏轼上书《谏买浙灯状》，神宗采纳了苏轼状中意见，苏轼紧接着便上书《上神宗皇帝书》，此文是苏轼反对王安石的代表作，文中言辞激烈，将他的不满情绪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苏轼是宋文改革的代表，这一文也成为反对变法的旧党的精神代表。后苏轼有上书《再上皇帝书》，此文一出，惊动朝野，如果说第一书还只是批判改革，那这一书便是直接冲着王安石本人而来。他直言：“又欲渐消进士，纯取明经，虽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权，自以为功，更相扇摇，以谓必行，而士始失望矣。”批评王安石为小人后又批评王安石一党，其言中痛恨之情溢于言表！随后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使二人矛盾达到高潮。

此时推动苏轼与王安石矛盾愈演愈烈的已经不单单是私人恩怨，此时的朝廷新旧两党完全对立，也无中间立场可言。满朝文武必须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诚如前文所言，苏轼不可能站在新党一派，此时的党争是盲目的，变法早就变了味道，党争的目的无非是排除异己。苏轼与王安石此时已经都没有退路可言，二者必须分出胜负，可显然神宗绝对是支持变法的。苏轼虽不是旧党核心，但却是旧党中最敢言之人，连司马光也曾表示自己所为不如苏轼，所以王安石不可能放任苏轼不理。王安石指示姻亲谢景温弹劾苏轼为父丁忧期间贩卖私盐，结束了这一场交锋。宋朝对文官的宽容是其他朝代无法比的，士大夫犯了错也不过是贬官，因此苏轼被贬官到杭州，出任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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