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君子之交淡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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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乌台诗案”至二人去世

苏轼到了杭州后的确安静下来，他也开始反思自己曾经的做法和变法的利弊。熙宁七年，王安石因党争第一次被罢相，苏轼竟对此颇有不满之意。在徐州任职期间，他对新法部分内容已经开始表示肯定，这就是苏轼，有着常人不能比拟的胸怀和聪慧。

此时苏轼也只是略有反思而已，但“乌台诗案”后的苏轼绝对是有悔恨之心的。熙宁九年，王安石在做了一年宰相后再次被罢，从此隐居钟山，再未还朝。苏轼万万没想到，王安石下台后，更大的祸患在等待着他。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被李定等人连章弹劾，“言事之风”盛行的宋朝也会惊人地发生“文字狱”，还发生在了最负盛名的文章诗词大家苏轼身上。而一切的祸患根源竟然是因为当年苏轼弹劾王安石的数篇文章，当年苏轼也不过是被贬官，却在王安石下台后因此入狱且有性命之忧。王安石下台后，党争并没有结束，甚至早已变得毫无原则，打击异己是当时斗争的目的，苏轼官职卑微，也无大功大德而言，自然是第一个被打击的对象。

苏轼入狱后，生死关头，竟是王安石一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让苏轼躲过了大难。王安石知道神宗爱才，最重视文官，再加上宋代的风气，救了苏轼，也救了自己与苏轼的关系。其实他与苏轼的关系也无改善的必要，但他是不折不扣的君子，他有仁义、爱才之心，即使与苏轼矛盾巅峰时期，他也从未想过要夺苏轼性命，此时的他依旧选择放下私人恩怨。从此以后，苏轼对王安石态度发生改变。

这一生死劫让苏轼开始彻底反思过去，他开始看到新法的好处，看到王安石的才能，还屡次劝谏朋友不必再上书反对变法。王安石经历罢相之后，也终于明白自己的变法过于激烈，属实有不妥之处。元丰四年，王安石夸赞苏轼文章，也得到了他的积极回应。元丰七年，苏轼至金陵拜会王安石，无论是私交还是政见，都达成了和解。二人恩怨就此了结。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党争的暗影之下，对立的立场难免产生矛盾，苏轼年少轻狂，言辞激烈；王安石心高气傲，固执己见，二人的交锋不可能不激烈，可二人又皆是品行端正、胸怀宽广之人，二人的和解也是意料之中，二人的品行和感情都不必怀疑。

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卒于钟山，离开了他心心挂念、耗尽一生的宋王朝，也结束他这褒贬不一、后世难说的一生。苏轼为其作《王安石赠太傅制》，对王安石的品德和文章进行褒扬。其实苏轼到底也还是旧党，后来他为避免新党崛起数次写反对词，并强烈反对王安石配享太庙。但苏轼与王安石一生为党争所困，能够和解已经实属不易。唯一能确定的是苏轼对王安石的感情是真切的，他曾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怀念故去的妻子，也写下了“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怀念王安石。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

六、总括

“亦敌亦友”是对二人关系最好的概括，苏轼对王安石的态度发生过剧烈的转变。从早期的不满到后期的肯定，二人的关系从水火不容到建立友情，这期间横跨他们二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期，也横跨了宋王朝的关键时期。宋王朝的“积贫积弱”令王安石进行变法，“重文轻武”使文官胆大敢为，“言事之风”使苏轼敢于进言，而这一切因素难免发生党争，二人也难逃于此。可德行是党争之外的，二人未被党争所彻底困住，惺惺相惜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党争是二人交锋的主要原因，品行是二人和解的原因。党争是阴暗的，可他们二人是光明磊落的；党争的手段是龌龊的，可二人是清白的。

宋王朝本身就像一个文人，他谦卑恭敬，彬彬有礼，百余年间成全了数位帝王的仁义之心，成全了无数士大夫的报国之情。苏轼与王安石生逢其时，神宗给了王安石变法的机会，也饶了苏轼的放肆，才能有后来的金陵之会，才成全了这段如水般的君子之交。宦海沉浮多年的二人，最后都在山水之中，以避世之态离开人世。二人的交锋停止，可宋朝的党争依旧继续，正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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