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古代官员的“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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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个别官员、公职人员恶劣的家暴行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谴责，而在古代，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在“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的影响下，许多人认为女人见识有限，妻子只是丈夫的从属，丈夫可以对妻子进行教育甚至惩戒，由此古代官员实施家暴的事件也成为家常便饭，为现代人所唾弃。

蜀汉后主刘禅在位时期，就地位而言，丞相诸葛亮之下是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再往下却不是赵云或魏延，而是一个名叫刘琰的人。刘备称帝时封刘琰为都乡侯，任九卿之一的卫尉，班位仅在李严之下，是蜀汉大臣里的“三号人物”。

刘琰虽居高位，脾气却不太好。蜀汉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就在这一年，刘琰的妻子胡氏进宫向皇太后祝贺新年，皇太后留胡氏在宫中住了一个月。《三国志》记载：“胡氏有美色，琰疑其与后主有私。”为了审出所谓“私情”，刘琰对胡氏实施家暴，用鞋底子抽打胡氏，有的打到了脸上，总共打了五百下。之后，刘琰还将胡氏遣送回家，等于休妻。胡氏不服，告到官府。

这个案子该怎么审呢？难倒了有关部门。秦汉时代已经强调夫为妻纲，丈夫有管教妻子的权力，只要不用兵刃，就算打伤也不算违法。

对于胡氏的控告，无论依据当时的伦理思想还是法律规定，有关部门都可以不立案，实施家暴并休妻是刘琰作为丈夫的权力。然而，这件事涉及在位皇帝，如果不处理就会谣言四起，有关部门迅速将刘琰收押。

《三国志》记载：“有司议曰：‘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弃市。”意思是，士卒不是用来殴打妻子的，脸也不是鞋子能打的地方，以此为由将堂堂车骑将军刘琰处死并弃市。为杜绝风言风雨，后主下诏，大臣的妻子、母亲等女眷以后不准再进宫朝贺。

一代女词人遭遇家暴

从西汉董仲舒开始，“三纲五常”成为儒家所倡导的伦理思想，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到唐宋时期，这些思想又进一步发展，朱熹将其与“天理说”联系在一起，认为严格遵守“三纲五常”才是天理，从而强调“夫为妻纲”是妻子必须遵守的日常行为准则。

这些思想在法律上又进行了新的强化，如宋朝法律就规定，凡有妻子控诉丈夫罪状的，无论最后丈夫是否被治罪，妻子都要坐牢。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项奇葩的规定，但在当时却吓阻了那些想通过法律手段反抗家暴的妇女。

宋朝着名女词人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李格非名列“苏门后四学士”，母亲是状元王拱辰的孙女，李清照从小有着优越的生活环境。李清照十八岁时嫁给宰相赵挺之之子、金石学家赵明诚，二人两情相悦，成为佳话。然而好景不长，金兵南下后不久，赵明诚病逝于南京，年逾四十的李清照来到临安，依附弟弟李迒，之后便在临安定居下来。

这时，突然有一个名叫张汝舟的人主动接近李清照，向她求婚。张汝舟是进士出身，时任右承务郎、监诸军审计司，他自称跟赵明诚是同学，千方百计讨好李清照，居然让李清照动了心，最后嫁给了他。

这时的李清照已名满天下。在有些人看来，张汝舟是钦慕李清照的才名才主动追求的，其实不然，这背后有着很大隐情。有一个名叫王继先的权贵喜欢收藏，看上了李清照手里那些珍贵藏品，找人去谈，愿出三百两黄金收购，李清照断然拒绝。王继先不甘心，想出了让张汝舟“求婚”的招数，试图等藏品归张汝舟支配后再转到自己手中。

可是，李清照视赵明诚留下的藏品为生命，她与丈夫合编的金石学巨着《金石录》也没有完成，所以不可能出手。眼看目的无法达到，张汝舟马上换了一副嘴脸，不再温情脉脉，对李清照经常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张汝舟虽然是一名官员，但在利益诱惑下甚至想杀了李清照以私吞藏品。

如果换成一名普通的古代女性，在伦理与法律的双重压迫下，也许只能认命了。但李清照见识广博，哪能坐而等死？李清照知道，仅凭家暴的事实无法撼到张汝舟分毫，于是她把自己所了解的张汝舟的种种违法犯罪事实写成文字，向朝廷检举揭发。

如此一来，李清照就必须面对前面提到的那项奇葩法律了：如果状告丈夫，无论其罪名是否成立，自己都得坐牢。权衡之下，李清照宁可坐牢也要检举张汝舟。事关一代女词人，这个案子引起了轰动，审理下来，张汝舟罪证确凿，被流放柳州。

李清照终于解除了这段悲惨婚姻，但事后也被关进了监狱，判了两年徒刑。所幸，赵明诚生前好友綦崇礼时任翰林学士，有机会接触到宋高宗。綦崇礼向宋高宗陈述情况，替李清照求情。在皇帝特赦下，李清照只坐了九天牢就被释放了。

在封建思想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男尊女卑的腐朽观念进一步强化。在这一时期，女性的权利愈发受到限制。明清时期，男尊女卑的陈旧观念非但没随时代前进有所减弱，反而更加强化，法律在夫妻关系方面“同罪异罚”“夫轻妻重”的特点也更为突出。比如，《大明律》规定：“其夫殴妻，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

而对妻子殴打丈夫，《大清律例》则规定：“凡妻殴夫者，殴即坐，杖一百，夫愿离者，听。至折伤以上，各加凡斗伤三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故杀者，凌迟处死。”甚至还规定：“凡妻妾因殴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擅杀死者，杖一百。若夫殴骂妻妾，因而自尽身死者，勿论。”

明清时期，法律为丈夫殴打甚至打死妻子开罪，在这样的恶法下，丈夫对妻子实施家暴甚至擅杀妻子的现象时常发生。清人祝庆祺等编撰的《刑案汇览》记载，有一个名叫裴秉若的人“先后娶妻五人”，前三任妻子均自杀而亡，第四任妻子病死，这些死亡都与家暴有关。裴秉若后又娶妾四人，百般虐待，又有三名妾死去。十年间，在裴秉若的家暴下共有七名妻妾丧命，理由仅是“办菜不佳”等琐事，而家暴手段则触目惊心，有鞭棍殴打、火叉烫烙、小刀划割等。类似的案件在《刑案汇览》中还有多起。

纵观古代女性的遭遇，不免为其扼腕叹息。任何情况下，家暴都不只是“家务事”，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家暴行为早已被法制所不容，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这是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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