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天纵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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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如崇祯十五年，崇祯帝为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清议和，事泄后舆论哗然，崇祯帝立即处死陈新甲，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他身上，并打肿脸充胖子地断绝了和议。由于他一贯朝令夕改，不负责任，饰非有术，诿过于人，结果把满朝大臣都训练成了只唱高调而不敢提出实际建议的圆滑官僚。

崇祯十七年初，崇祯眼见农民军逼近北京，想弃关外土地，把防御清兵的吴三桂部调来对付农民军，但又死要面子，想重施故伎，授意臣下提出这个建议并为他承担责任。没想到大臣们都学乖了，个个装聋作哑，无人理会他的暗示。

崇祯帝硬着头皮拖了一个多月，眼看危局日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终于顾不得脸面，恨恨地把臣下痛骂一顿之后自己做了调吴三桂入关的决定，然而这时已来不及了。

崇祯帝对臣下如此玩弄权术，怎能得到可用之材？这就难怪他觉得臣下都不可信任，明知“阉党”可恶，还要用宦官去监视大臣。像袁崇焕这样的抗清名将，清（后金）略施反间之计，就假崇祯帝之手把他除掉了。幸亏嘉靖、万历这些昏君不像崇祯帝那样“英明”，否则戚继光、张居正等辈能否善终也很难说！

崇祯帝“蒙难不辱”，拒绝南逃而甘与社稷共存亡，是他最得封建史家颂扬的一点，他因此得到了“烈皇帝”的美称。但实际上，崇祯帝并没有那么强硬。

早在大顺农民军东渡黄河之初，他就想效法唐肃宗溜之大吉，曾多次秘密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大臣李明睿，商量南逃计划，还苦着脸说：“朕有此意已久，无人赞同。”所以，崇祯帝这次仍想让诸臣替自己撑面子，让他们提出南逃建议，而大臣们偏又不敢做日后的替罪羊，都唯唯诺诺，有的竟然还唱“皇上自然守社稷”的高调，而主张让太子去南方“监国”。

这令人想起唐肃宗监国后登基自立、废黜父亲的旧史，自然只能招来崇祯的斥责。到了二月间，农民军在北上的同时又分兵东进，长垣、青县先后被占领，运河被切断，崇祯帝想跑也跑不掉了。

尽管如此，崇祯帝仍未放弃求生的努力，当李自成派人劝他投降时，他始终未表示拒绝，并写了“再与他谈”的手谕，让李自成派来的代表自由上下北京城。只是由于他死要面子，迟迟下不了投降的决心，结果农民军规定的期限已到，大军攻入内城，崇祯帝才慌慌忙忙跑到煤山自杀了。

总之，崇祯帝的真实形象实在并不像封建文人描写的那样光彩。他的昏庸虽然表现形式与其他朝代的亡国之君有别，却也活活地勾画出了一幅腐朽的画像。明朝的覆亡固然是大势所趋，积重难返，但与崇祯的贪吝短视、昏庸无能、措置失宜也不无关系。

那么，旧时的文献为何要把他描绘为“英明”之主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崇祯帝即位之初，处置了阉党，为一大批东林党的地主阶级文人士大夫平了反，因此在那个时代的文人心中，他的地位是很高的。

而无论如何，他死于“流寇”之手这一事实，更增加了地主阶级士大夫对他的同情。但最重要的，则是清王朝的渲染。

我们知道，清王朝虽早就有入主中原的企图，但毕竟后来不是直接从明朝手中，而是打着替明复仇的旗号从农民军手中夺得了天下，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像历代新王朝一样贬低前代末世的统治。

相反，越是抬高崇祯帝的形象，越能起到团结、安抚前明地主阶级的作用，越能显出清朝入关“为崇祯帝复仇，讨平流寇”的“伟大”，越能体现出“自古得国之正，无如我朝”。因此，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流风余韵所及，竟使今日的一些历史文学作品，乃至史学论着，都为崇祯帝这个“明主而未遇其时”的“悲剧”而大加感慨，这真是需要一辩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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