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精选《北大教授与“学渣”女儿》

感谢东方明发布文摘精选《北大教授与“学渣”女儿》，内容如下：

即便老师们都劝我，但我最后还是选了文科，因为感兴趣。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是“三四四”——吃三顿饭，上四次厕所，睡四个小时觉，剩下的时间全在学习。

那年，我一下意识到了我妈妈不容易，也察觉到自己的短板开始暴露——就是逻辑不好，因此数学差。我很刻苦地去学数学，曾经超过一年时间，我用60%的时间学数学，剩下40%的时间学其他学科。

高三是我记忆力的巅峰。一次，语文学到《与陈伯之书》，一篇选读课文，并不要求背诵。当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大家都说我是“神童”，那我来试试自己的记忆力。我放慢阅读速度，读了一遍，边读边强记。合上书，我默写出来了。

农民儿子和教授女儿

我最早对女儿的能力评估，是从她上幼儿园开始的。前年夏天，我挑了一首《小儿垂钓》来测试女儿。她记得还算快，到了第二天中午再问，第一个字可能是因为不认识，想不起来了。我提示了一下，她背了出来。我判断，她是个普通孩子，大概率不会有像我这样的学术成就。

在视频里，我用“农民的儿子和教授的女儿”来表述我和女儿。实事求是地说，天分不一样，客观如此。

有人问过我，希望在女儿身上延续“天才”“北大”的荣耀吗？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肯定有，尤其是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承认女儿的普通，是一个逐渐验证的过程。

在她出生前我就清楚，成为一个天才，其中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从统计学上说，回归平均数定理，就这个意思。比如父母的智商都高，那这个孩子的智商在很大概率上也比较高，但是比父母更聪明的可能性很小。自然规律如此，换句话说，这是天道。

过去一年，我生活的重心就是女儿。我对她的吐槽能够出圈，一开始是没想到，但后来想想，这不是偶然。

那些困惑和焦虑不仅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的北大同学，一位任职十多年的正厅级干部，跟我说，他接受孩子的平庸，用了好长时间。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也看过了视频，他也希望孩子能够像他，甚至超过他。在中国，很多人有一种倾向，寄希望于孩子来实现。

视频一发出来，很多网友说：北大教授都这么焦虑，那我就不要苛求我们家孩子了。不少人在我这里找到了一点心理上的平衡和缓解。氛围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恐惧生育，因为生育背后还有很多的教育问题。

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事实上，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焦虑，在去年已经到了一个极高值。这是这么多年，愈演愈烈的东西。比如一些电视剧，《小舍得》什么的，凡是涉及到育儿主题，就一定有关焦虑。再比如教育培训，那些机构甚至是明目张胆地贩卖焦虑， “你不来培训，我就培训你家孩子的竞争对手。”

我们这个圈子，对这些很气愤。盲目给孩子报班是从众从俗的行为，很多教育学相关研究的结论里，课外辅导对学生的长期作用未必是正向的。我女儿班级里，只有她一个是参加过“0”个补习班的。即便如此，目前我仍然不打算给她报什么班。

我带着她去参加了北大的“雏鹰社”，一个北大教师互帮互助的活动社团。我们去参加了三次户外作画，还上了三节艺术史课。在北大的毕业典礼上，她还在合唱团里去献唱。这星期，我打算带她去学游泳。

有人会说，我能贯彻这样的教育主张，是因为不需要择校。但其实问题的本质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应该警惕对孩子的过度干预和压迫。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做助教的几年中，一直在观察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的差异。得出的结论是——往往最差的是美国学生，最好的也是美国学生，而中国学生通常处于中间状态。为什么会形成差异？用打电子游戏来类比，用十万块也能驱使一个对游戏毫无兴趣的人去打。

中国的孩子们一直在实现目标——小升初，中考，高考。总有一些训练，并且是很饱和的量，可以去实现这些目标。这对小孩是一种损害，他们其实放弃了社会生活，成为让人放心的人，同时失去了对知识和学问追求的动力。

有一天，我跟清华管理学院的一位老师聊起，本该代表着一个时代最聪明、最勤奋、最优秀的群体，现在给我们的共同感受是，一届不如一届。很明显很多人对知识不感兴趣了，不愿意创造，也不愿意思考。

准确地说，我不是接受了女儿的平庸。生物界里，花的类型、花期各不相同，孩子也一样。

我对女儿的观察还在继续，并常有惊喜之处。那天，在读她最喜欢的动物书籍的时候，女儿告诉了我乔治·夏勒和珍·古道尔两位野生动物专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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