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精选《汉语言文字改革，一部民族自强史》

感谢东方明发布文摘精选《汉语言文字改革，一部民族自强史》，内容如下：

对今日的多数人而言，学习汉字、拼音、普通话，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大体上奠定今日之格局的，正是“国语运动”。

我们可能会惊讶于这个运动中那些极为激进的主张，例如废除汉字。我们可能会觉得意外：一些我们在今日越来越多地思考的问题，例如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之间的张力，原来早在民国时期就被热烈地论辩过了。只不过，国语运动中那些参差多态的观点与论述，很少进入今人的视野。

如果没有普通话，两个中国人能否自如地交流呢？

1905年刊载于《南洋日日官报》的一篇文章提到，不同通商口岸的人相遇时，由于方言不通，常常以英语交流。

另一则事例来自民国元老颜惠庆的回忆：20世纪初于上海举行的一次教会会议上，一个福州籍牧师与一个上海教友交谈，需要两个美国人居间转译。

在还未确立国语或普通话的年代，作为“殖民工具”的外语，已渗透进中国。1900年代，维新派人士汪康年注意到，日本在福建、浙江开设了一些日文学堂，俄国也在东三省和直隶省推广俄语。在他看来，此举“已明露布置瓜分之意”。

1920年代，一篇名为《国语的意义和他的势力》的文章提到，在中国，不同外语的分布范围与列强的势力范围重合：英语盛行于沪宁铁路一代，法语在云南颇有影响力，日语是在南满铁路沿线和山东，俄语则是在北满和新疆的一部分。

且不论当时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真的能用外语交流，以上事例的讲述者无疑都经历过一种不安：列强环伺，国人亟需团结一致，而若是没有一门共通的语言，人们如同一盘散沙，无法沟通协作，又谈何富国强民？

在时人眼里，方言林立并不是民智开启、人心团结的唯一障碍。另外两个阻碍，还包括难学的汉字和佶屈的文言。于是，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国语运动（广义）得以产生，在文字、文体、语言三个层面展开，从1890年代绵延到新中国建立。

清末以来，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们普遍认为，强国需先智民，普及教育是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当时，与西方国家的情况相比，国人识字率太低。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汉字重形，不如拼音文字简便易学。

改造文字，便成了一项重任。有的方案较为温和，例如创造一套与汉字并行的拼音文字，辅助汉字的学习。最为激进的方案，则要求废除汉字。

废除汉字的理由大同小异，既有实用性的考量，又有学理上的支撑。

实用性的问题有三个。一是难记、难写，浪费时间。二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不便于检索和机械化，特别是印刷和打字。三是和西文拼音方式完全不同，不利于接受西洋文明，特别是科学。

学理上也存在着一种推崇拼音文字的态度。清人介绍的斯宾塞学说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学说有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语言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二是文字由图画而来，经过象形，进入拼音阶段，从象形到拼音是进化的必由之路。

在那个人们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年代，被放到进化论的滤镜下进行考察的，不仅是语言文字，更是它们所关联的社会。野蛮和文明，被认为是社会进化的两个端点，而与“文明”的西方相比，中国似乎是“野蛮”的。许多人认为，文字应当为此负责。

鲁迅就说过：“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或许此观点颇为偏激，但鲁迅的观点表明了在中华民族经历动荡之时，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反思，急于寻找出路。

汉字被废的理由，还包括其阶级属性。1931年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提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

但一度被诸方嫌弃的汉字，终究没有被废除。

同汉字一样，汉语也曾经历过“至暗时刻”。根据西方学者早期提出的语言分类法，汉语因为“没有语法”或“语法简单”，被归入人类语言中的“落后”部分，被视为“东方黑暗”的绝佳案例。

看似“科学”的语言分类，实质上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王东杰教授论述道：

“殖民进程为语言分类法提供了物质、政治和文化上的可能及资料，分类法本身也是殖民进程的学术表现——这是在知识上对世界的驯化。在这里，世界各民族语言所处的地位，和此民族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大体相当：殖民者的语言属于最先进的类型，被殖民者的语言则被归入落后之列。”

所幸的是，国语运动时期，中国的语言学家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胡以鲁就批判过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等人，说：“立一己语族之规则为格，欲以范世界之言语，是之谓不知务；不求诸语言根本之差及其特色之所在，徒见其文明，逆推而外铄，混思想语言为一事，是之谓不知本。”

有趣的是，在西方学者的论述中，语言“进化”程度的判断标准在发生改变。一些人认为，一门语言也可能从复杂进化为简单，这种由繁趋简的态势在英语的发展历程中就有所体现。

一旦采用“简单”作为进化标准，汉语便具有了优势。中国的语言学家们据此力争，以至于到1930年代末期的时候，陈梦家底气十足地说：“中国语法的简单，没有‘时'’数‘’性‘’人称‘等变化，正是中国语进步的优点。这已渐渐为人所公认了。”

中国学者的汉语先进论，并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翻版，而是对一个不平等世界的抗议。王东杰教授认为，这种关怀不能被简单归结为“民族主义”，若一定需要用词概念，那也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

除了对外谋求民族独立自强，对内实现民主平等也是国语运动的政治考量。

然而，对于如何保证“民权”，人们莫衷一是，在哪种语言有资格成为国语这个问题上，就存在着意见分歧。就国语语言标准而言，影响最大的主张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要求把北京话定为国语，另一派要求会通“异言”，另成一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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