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精选《“格”之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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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充的《论衡·逢遇篇》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昔周人有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途者，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

故事中的这位长者，“学为文，文德成就” 发愤学武，“武节始就”，称得上是一位能文能武的人才。然而，他一生中几次求仕，直到两鬓斑白终未成功。不成功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当时用人以“格”取人：年轻时，遇上了“人君好用老”，他不够“格”；用老主死了，“后主又用武”，他又不够“格”，于是潜心习武；用武主死了之后，少主“好用少年”，尽管他文武兼备，人却老了，依旧不够“格”，最终“未尝一遇”。因此，文章一着墨便开宗明义：“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不难看出，王充眼里的“遇”，就是人为规定的各种“格”。是“格”的“无常”，造成了贤才的“遇”与“不遇”。

北魏在选拔官员时，亦有一个类似的史鉴。据《崔亮传》记载，崔亮当吏部尚书时，正赶上武官得势，太后下令选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做官。但由于官位少，应选的人太多，于是崔亮上奏，建议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到，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头够长了就会优先被提拔任用。崔亮搞出的这个规定，很显然是一种“资历格”，虽然在当时属于迫不得已，但给后世造成了数不胜数的流弊。对此，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评论说，“北魏失去人才，自崔亮始”。

沧海桑田，乾坤已非昨日。今天之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日臻形成。但在用人问题上，拘“格”选人的流弊仍然残存于不少地方、不少环节。最突出的表现在于，机械地框定一些诸如“年龄”“资历”“经历”“级别”“学历”等“格”，依“格”卡人，以“格”量人。应当说，设“格”的初衷是好的，这些“格”也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问题是在运行过程中往往被人为地公式化了。我们国家历来强调德才兼备，并强调以德为先，但由于这些“格”的限制，有的地方在运行中往往将其简化成了一个简单化的“唯”标准。即：依照某些“格”机械地裁上一刀，“格”内的入选，“格”外的落选。结果，有些优秀人才被裁掉了，有的“次品”由于“格”的框定，其德才则被降“格”以求甚至忽略了。从这些年被报刊曝光的落马腐败分子来看，若按“格”来卡量，他们的“条件”大都是不错的，而导致“用人失误”的关键，就是在合“格”的圈定下，忽视了对德才这个根本条件的严格把控。教训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囿“格”选人、拘“格”用人，最直接的危害是闭塞贤路，影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故，清代学者龚自珍曾在《己亥杂诗》中呐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令人欣喜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逐步成为了各级领导所重视的用人原则。眼下的关键点是，一方面要切实打破形而上学的选人魔咒，去除唯“格”用人的惯性思维，开阔选才视野；另一方面要切实走出唯“格”一刀切选人的事实歧视，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加大差额遴选和比较选拔的力度，努力让各方面人才都拥有“各显其能”“才尽其用”的机遇。如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局面就会真正呈现在中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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