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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病毒起名字是件大事

栏目:精选文摘|发布:千城墨白 已在故事者网站发布【16】篇文章
日期:06-12|来源:视野|作者:周逵|阅读:收藏此文手机阅读

感谢千城墨白发布精选文摘《给病毒起名字是件大事》,内容如下:

2019年12月,“不明原因肺炎”在中国武汉出现,2020年1月7日,经全基因组定序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2019-nCoV”(2019新型冠状病毒);2月11日,此病毒引发的疾病被命名为“COVID-19”。从此,这个拗口的专业名词开始进入到中国和世界普通公众的视野中,并已全球认知。

全球流行性疾病风险的防控,需要建立在社会公众的科学认知和广泛的社会共识之上。而这样的科学共识达成的基础首先便是对于疾病的命名。事实上,在疫情发生后较长一段时间,对于该病毒命名的问题一直并未得到充分讨论。纵览国内外媒体,报道中采用的名字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五花八门。最初的坊间传闻中,用“新SARS”指代还未能科学认识的病毒。甚至有一些缺乏基本同理心的人给冠状病毒起了“阿冠”的“昵称”,实在令人咋舌。

如今,从疫情防控和健康传播的角度来说,即便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临时性命名——“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 virus)及英文缩写 “2019-nCoV”,都并非有利于防控信息传播的策略,更可能在认知和传播的过程中,夹杂了已有认知误区和社会偏见,对相关地区或者特定人群造成次生伤害。

从国际媒体的报道实践看,不少媒体从新闻标题的简练度和传播的便捷性考虑,并未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命名,而转而采用“中国肺炎/病毒”(China pneumonia/virus)、“武汉肺炎/病毒”(Wuhan pneumonia/ virus)取代。以地名甚至国名来命名病毒对于武汉和中国来说都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一旦成为惯例,更不利于武汉乃至中国疫后长远的国际形象和品牌建设。正如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区发现的“埃博拉”病毒一样,让埃博拉名扬全球的不是壮丽的景色,而是那场虐杀了河岸边55个村庄百姓的瘟疫。此后尽管国际卫生组织要求以更加“中性”“去政治化”的方式命名病毒,但埃博拉河还是和这个全球性致命性传染疾病紧紧捆绑在了一起。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如因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人质劫持案而发现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等。而2018年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MERS)同样以中东地区命名,造成了本地一些民众的舆论反对。武汉自然不想成为下一个这样的牺牲品。

从国际公众认知的角度看,此次疫情中病毒的命名更是造成极大的困惑。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英文全称“novel corona virus”中,“冠状”(corona)一词和世界知名的墨西哥啤酒品牌科罗娜(corona)一样,都是来自拉丁语的corōna,意思是“皇冠”。许多普通民众由于此前并未听过,也无法准确说出这个拗口的专业名词,而误以为该病毒与科罗娜啤酒有关。这样的举动可能也迎合了一些人对于该酒原产地墨西哥固有的污名化刻板印象。不少人因此将新型冠状病毒称呼为“科罗娜啤酒病毒”(corona beer virus),更有甚者直接称呼其为“啤酒病毒”(beer virus),而导致谷歌趋势上相关数据暴涨:至少有接近六成的公众在试图搜索相关疾病的信息时,搜索了“科罗娜”“啤酒”和“病毒”这三个关键词。更有不少人或认真或戏谑地跑去相关品牌的社交媒体下留言,或晒出自己饮酒的照片,称其为“病毒解药”,成为新的网络迷因(meme)。这样的举动可能扩大了病毒的社会热度,但也消解了对于疫情扩散形势和致命性的严肃报道。

在中国国内,经历了岁末年初初始阶段的认知混乱之后,多数媒体都使用“新型冠状病毒”或“新冠病毒”来称呼此次疫情。但从社会公众目前的普遍视角看,对于这个专业和技术属性过强的病毒名称的认知度同样远远不够,并造成不少传播中的误读,“疫情”“新型肺炎”“新型非典”“新型流感”等称呼既造成了科学认知的模糊和普及的难度,也不利于相关疫情的防控工作。专业性名词的扩散本身具有强烈的社会建构属性,是设计疫情防控和健康传播如何对公众言说策略的起点。如果命名本身缺乏审慎的考虑,就极可能造成疫情以外的舆情纷争,人为地垫高了科普门槛,增加了公众认知的社会成本。

更糟糕的是,当一些社会公众对病毒的名字该怎么称呼都出现认知模糊或者缺失时,“武汉人”“湖北人”等更易识别的地域身份标签则开始取而代之。对于“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严防严控,在悄然间被替换成了对于“武汉人”乃至“湖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负面态度,“治病”变成了“堵人”,一些临时性防控规章和部分民间舆论中更是出现从“防疫话语”到“地方主义”的蜕变。在这样错误的话语建构中,“武汉人”乃至“湖北人”不再被视作这场疫情的受害者的社会共同体成员,而成了 “那个病”的“替代性能指”。

回顾非典时期,2003年2月28日,意大利医生乌尔巴尼(Carlo Urbani)在河内一个华裔美国商人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常规病毒,他随即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称这种疾病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一个月后,乌尔巴尼自己也不幸被感染后去世。世界卫生组织决定采用乌尔巴尼医生提出的名称作为正式命名,以纪念乌尔巴尼医生作出的贡献。此后中国国内媒体也参考AIDS病音译为艾滋病的方法,将“非典型肺炎”称呼为“萨斯”。亦有医生此后撰文认为,SARS病毒感染的肺炎就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综合征”(Novel corona virus pulmonary syndrome)。

在病毒被正式命名之前,笔者也注意到,一些网友建议或可以“野味病毒肺炎”命名,一来以牢记此次疫情的源头可能来源于对野味的痴迷和贪婪;二来去除对特定地域人的歧视或偏见。当然这样的命名因涉及传染源的科学认定,恐怕需要经过更加缜密的推敲,亦需要考虑到国际传播英译的问题。倘若正式命名本身能成为社会公众参与和讨论的过程,那本身既是对疫情防控和科普的过程,亦可能是未来对此次疫情反思性社会共识达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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