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乾隆帝秘密立储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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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两次欲立嫡子为储君，均未能如愿，痛定思痛，认为此举有所不妥，因而遭到祖宗的谴责，才有此难。两次痛失亲子，这对于乾隆帝的精神打击是异常沉重的，而打击尤甚的是他们的亲生母亲——皇后富察氏。在永琮夭折之后，她悲痛欲绝，终在乾隆十三年春伴随乾隆帝东巡的途中一病不起，逝于返京的御舟之中。

“二十二载伉俪相得”，一旦永诀，乾隆帝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而宗庙社稷付托不得其人的烦恼，更是忧得他日夜不得安宁。他变得暴躁易怒，他抓住皇后丧葬中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兴师问罪，在平静的宦海中掀起了重重波澜。在皇后死后的半年中，有一百多名大臣或被革职，或被降级，或被罚俸，甚至被处死。乾隆帝的雷霆之怒从外廷袭到内廷，当时已二十一岁的皇长子永璜首遭祸殃。永璜在皇后去世后，因为死去的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故而没有表现出十分的哀痛。这是乾隆帝所不能容忍的。同时遭祸的还有皇三子永璋，乾隆帝曾对他产生好感，并寄予希望，但在皇后去世时，十四岁的永璋的表现也令乾隆帝不满。乾隆帝在盛怒之下，断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永璜遭到严重的鞭挞，郁郁寡欢，终至染疾在身，于一年以后，即乾隆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命归黄泉。永璋也在惶恐不安中于乾隆二十五年死去。

皇后死后的第二年，即乾隆十四年，皇九子早殇，未命名；又过了两年，即乾隆十六年，皇十子早殇，未命名；乾隆二十年，皇十三子永璟早殇；乾隆二十七年，皇十六子早殇，未命名。一连串的家庭悲剧接踵而来，乾隆帝一次次地受到精神上的挫伤。

从表面上看，乾隆帝是一位多子的皇帝。他在名义上曾拥有十七位皇子，但有七位皇子不满五岁即夭折，其他十位虽长大成人，却只有六位活过了三十岁。能够考虑立为皇储者，已是寥寥无几。那为数不多的几位长大成人的皇子，又难以令他满意。

这时，乾隆帝欲立为皇储者是皇五子永琪。永琪为愉贵妃珂里叶特氏所生，其母于雍正年间入宫，乾隆初年被封为贵人，乾隆六年封愉嫔，乾隆十年封为愉妃，死后以贵妃入葬。

永琪少时能讲满语，骑射娴熟，深得乾隆帝喜爱，这是乾隆三十年正月间乾隆帝心中装着的皇储（这一年永琪被封为荣亲王）。

皇五子永琪于乾隆三十一年死去。乾隆三十年以后，乾隆帝仅生一子，即皇十七子永璘。这是一位好游嬉、不喜读书、不务正业的公子哥儿。他曾半开玩笑地对人说：“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顶上。”乾隆三十年，继皇后乌拉那拉氏随乾隆帝南巡至杭州，与乾隆帝发生龃龉，竟一气之下剪去发辫，触犯满洲禁忌，从此被冷落。第二年乌拉那拉氏于孤寂冷漠中死去。乾隆帝令治以皇贵妃之礼，并削夺其皇后位号。她所出的皇十二子永璂自然也被排除在立储之外。

母以子贵，天经地义，而雍正朝与乾隆朝却有不同的选择。雍正帝择嗣的依据不是生母，而是皇子本人。乾隆帝则有不同，皇后富察氏在他心目中更受爱重。乾隆元年，永琏被密定为皇太子。皇太子早夭，此后的立储，乾隆帝仍然掺杂着对皇子生母的好恶，这种感情因素对于他选择储君起着较重的作用。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秘密立储，被选中承继皇位的是皇十五子永琰（即位后改名颙琰），为令贵妃魏佳氏于乾隆二十五年所生，即后来的嘉庆帝。

全新时代并未如期而至。乾隆帝所期许的“我朝圣圣相承，乾纲独揽，政柄从无旁落”宏愿也未得以实现。由于雍正帝设计秘密立储制度的核心政治理念是有利于在位皇帝的政治统治，因此，实际上这种以孝忠于在位皇帝为立储基本条件的、由上而下的“选拔”制度一经出现，就已经为清代后期皇权的弱势命运埋下了伏笔。以表面上平静的政权过渡为基本特征的秘密立储，最终换来了储君在后来政治作为上的压抑与无能。看看清代后期一代不如一代的皇帝，就会令人感到，他们并不是政治斗争的强者，而是政治强人手中的玩偶，政柄旁落终成定局。尽管说后来的皇帝素质每况愈下，和生育率过低、可供选择的皇子太少有关。然而，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证明，这套皇位继承制度在设计之初就有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它本身排斥了包括生育能力在内的其他重要选拔条件。秘密立储，最终非但未能解决结党营私、攀龙附凤的旧病，而且还使皇权政治患上了软骨的新症。这实在不是什么好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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