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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严复:一个启蒙者的突破与矛盾》

栏目:历史故事|发布:幻寂 已在故事者网站发布【32】篇文章
日期:2022-04-11|来源:领导文萃|作者:艾公子|阅读:手机阅读

感谢幻寂发布历史故事《严复:一个启蒙者的突破与矛盾》,内容如下:

近代有句话很出名,  “晚清风流出侯官”。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侯官县,在近代涌现出了不少知名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萨镇冰、林觉民等,其中也包括严复。

1879年,严复从英国学成归国,正赶上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建另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他便被调去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教务长),长达20年。

本来海军是严复的专业,而他融通中西学术,正好可施展抱负,但在该学堂任职期间,严复深感“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他这个总教习不过是徒有虚名,根本没有实权。

更不如人意的是,严复与上司李鸿章有明显的分歧。

官场黑暗,世态炎凉,严复黯然神伤。年近不惑的他只好去参加科考,想靠博取功名,改变自己人微言轻的现状。然而,  这位格林威治的高才生显然与八股文无缘,考了多次都名落孙山。直到宣统年间,朝廷才给成名后的严复赐进士出身,象征性地结束了他的尴尬。

正当严复感到郁闷时,甲午战争成为击垮他幻想的最后一记重拳。洋务派训练多年的北洋水师,在此战中全军覆没。甲午战争后,知识分子寻求新的救国之路,严复常年积累的思想终于爆发。

甲午战争后,直到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严复最主要的工作是创办《国闻报》,与南方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唱和,为维新变法宣传造势,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改造中国。

《国闻报》不仅模仿《泰晤士报》,汇编各国新闻,还刊载了严复本人的大量译着,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在赫胥黎《天演论》的译本中,严复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句总结达尔文主义,阐明自然、社会、国家的演化规律,为闭关自守的封建士大夫与彷徨的国人敲响警钟。这句话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鼓舞着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国人奋起抗争。

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法意》)时,严复想起当年与郭嵩焘游历欧洲,曾参加过法庭审判,感受法治社会的先进性,得出结论: “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并由此认定,只有合理的法律制度,才是保障社会秩序和国家强大的基础。书中的三权分立学说,也深刻影响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

严复在译书时擅长使用古雅文体,一方面也是为了招徕那些在封建迷梦中酣睡的士大夫,犹如在难以下咽的苦药上涂了一层糖衣,使得那些对西洋文化有所反感的人也能读下去。一时间,康德、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达尔文等西方名人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民权、平等、自由、进化论等新词,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在官场沉寂20年的严复,至此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政论家与翻译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在此期间,严复提出了他的“三民主义”——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他将翻译工作的标准总结为着名的三条原则——“信达雅”。可以说,严复的译着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戊戌变法后,严复虽未遭到捕杀,但被打入“另册”,官场是混不下去了。1900年,庚子国难,京津一带大乱,严复为求自保而南下,离开了他任职长达20年的北洋水师学堂。

尽管此后几年,他在学部、币制局、海军部等新开的部门四处兼职,参与了清末立宪运动,但他也知道,朝廷所谓的  “预备立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并依旧厌恶与官员们的礼节往来。

1905年,孙中山与严复有过一次会面。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曾撰文承认,革命志士也受到严氏“物竞天择之理”的影响。孙中山与严复见面,自然要聊起关于中国前途的问题。

然而,此时的严复倾向于“教育救国论”,重视思想启蒙,而孙中山注重政治革命。于是,孙中山对严复说,等到河水清澈,人的寿命有几何?您是思想家,我是实干派。

辛亥之后的严复,成了很多人眼中的矛盾体。他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似乎从引领时代潮流的启蒙学者转变为守旧派,一度被盛传为帝制“祸首”,遭到国人诟病。严复本人对这段经历也讳莫如深。

从严复的着作可知,他晚年依然坚持“主权在民”等西方思想,之所以趋于保守,陷入新法与旧制的矛盾心态,可能与他再次游历欧洲诸国有关。

辛亥革命前几年,严复出国游历,时隔30年重返欧洲。但这一次,严复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伊甸园”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当时欧洲工潮此起彼伏,列强钩心斗角。

1914年,一战爆发后,严复身在中国,密切关注欧洲战事,甚至了解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革命。 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列强“尚武爱国,各奋其私”的后果。他不得不重新评估西方国家的示范作用,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世界的价值。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复古守旧,但也有学者指出,其实不过是他“谋求沟通中西文化的再一次努力”。

晚年的严复并没有成为历史的旁观者,他坚守“教育救国论”,凭一己之力保住了北大。1912年5月4日,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

民国初年,百废待兴。财政部连工资都凑不齐。严复大为愤慨,向袁世凯和教育部据理力争,确保北大教职员工薪水全额发放,并利用个人关系向外国银行贷款七万元,作为北大的办学经费。

严复在北京大学的任期虽然只有5个月,但对这座学府的存续功不可没。尽管他晚年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但这位维新派人物,并没有主张无条件地承继传统文化。

后来,陈独秀领衔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传播西方的民主、科学,对守旧派发起冲击。严复对此的态度是“听之任之”。更别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鲁迅等人,年少时都受过严复的影响,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也是在继承严复的未竟事业。

严复就是这样一位矛盾的人物,他是思想启蒙者,也是传统士大夫,他率先将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逻辑学等西方思想引进中国,后期却被当成了守旧派,还沉迷于占卜八卦之学。

他批判八股文,自己四度参加科举,不幸都没考上。他批评鸦片贸易,自己在北洋水师学堂当差时,为了解闷,却染上烟瘾。他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自己却实践多妻制,反对婚姻自由。一战结束后,严复离开京津,回到家乡养病,就此告别政治生涯。1921年10月,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严复离开了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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