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三国”是重视学历和背景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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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时代，最近CA新作《全面战争：三国》发售，在全世界带起了一波三国热，朋友圈里很多小友在转“今天要匡扶汉室啊”这样的谜之呓语。我大概已经过了玩游戏的年龄，不过玩兴虽减，谈兴仍浓，想给大家贡献一个看待三国的新视角。

如果我们把镜头拉长，纵向来看，三国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乱世，与之前的秦末乱世、两汉之交的乱世十分不同。秦末乱世的群雄都是些什么人？秦亡后，项羽分封了十八个王，其中章邯、董翳、司马欣是投降的秦军军官，魏豹、韩成、赵歇、田巿、田都、田安是六国的旧贵族，臧荼是燕国旧将，吴芮是越人首领，刘邦、申阳、司马卬、张耳、英布、共敖、韩广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可见，秦末群雄的主体是“草根崛起”的普通人和旧六国的贵族。

秦统一中国，把贵族都削平了，所以这时的贵族与平民无异，但一到天下大乱，贵族们隐藏的关系网就浮现出来、运作起来，在乱世中勃兴。秦碾碎了旧日的等级制度，大乱又打破了秦建立的秩序，给平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风口，只要胆子大、头脑活、人缘佳、运气好，就能脱颖而出。

拿大赢家刘邦集团来说：刘邦自己是亭长，相当于派出所所长，手下最体面的也就是萧何这样的基层公务员，底线则深不可测，从屠狗的樊哙到刑满释放的英布，基本包罗了整个底层光谱。可以说，这样的时代是真的一穷二白，机会遍地，门槛很低，只要有胆下海就有较大几率成功，学历背景都不太重要。

两汉之交的乱世又是什么情况？当时经过数年角逐，也形成了刘秀、隗嚣、公孙述三大势力鼎足的“三国”局面。公孙述的父亲做过河南都尉，官位不低，他本人也是能吏出身，刘秀和隗嚣则都以读书人的形象着名。隗嚣“素有名，好经书”，刘秀则曾在长安学过《尚书》。汉明帝时排了二十八个东汉开国功臣，史称云台二十八将，清人赵翼指出，“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这是很正确的。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就是在长安游学时认识了同为学生的刘秀。

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时的人看重读经。汉人要做官，文法和经学基本上是必备素质。文法就是处理公文和法律的技术，相当于公务员考试的内容，是官场基本技能，你没这技术就做不了公务员。经学则相当于研究生学历，是官场晋阶资本，不懂经学，就不容易得到察举，得不到察举，就很难跳出郡县往上攀升，日本人纸屋正和甚至认为，没有察举基本跨越不了二百石这道“命官”与“少吏”的门槛（当然这是不尽正确的，仍有人通过“积功劳”升上去），可见这一“学历”之重要。

赵翼又说：“帝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把功臣的文化素质归因于刘秀的好学，这恐怕并没有说到根子上。我们应该说，刘秀的好学恰恰是“应运而兴”者，“学历”已成为这个时代竞争舞台上隐然浮现的一道门槛。

没有学历的竞争者会怎么样？邓禹对刘秀说：“更始诸将皆庸人屈起。”更始帝手下的绿林好汉大抵都是“亡命无赖”，在刘邦时代，他们是角逐天下的主力，在两汉之际则成了“庸人”。“庸人”一词并不是泛泛而谈，赤眉军投降后，刘秀称赤眉军的徐宣等将领为“庸中佼佼”，可见“庸”差不多成了绿林、赤眉这些草根起义军的代号。更始至少在《后汉书》里留了个传，刘秀在河北时讨伐“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诸贼”，收编了大量人马，这些外号酷炫的“诸贼”们基本上连名字都没留下。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刘秀年轻时勤于稼穑，是个热爱工作的五好青年，而他的哥哥刘伯升好侠养士各种浪，整个一社会人，经常嘲笑刘秀种田这事儿，将他比作汉高祖的哥哥。汉高祖的哥哥也是种田好青年，没闯出大出息，游手好闲的社会人刘邦倒是把天下都打下来了。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刘伯升被更始杀了，最后还得靠刘秀报仇。扣除历史的偶然因素，刘伯升显然还是拿秦末的眼光看待时局，殊不知时代变了，门槛已经抬高了，就像世纪之交乘着网络技术热潮崛起的企业家，都有不错的学历，年广久那样的企业家已经掉队了。

我们再说三国。东汉末年有“学历”背景相当普遍，甚至出现了刘表这样太学生出身的诸侯（刘表曾因党锢之祸逃亡）。刘备早年拜卢植为师，和刘秀的路线差不多，巧的是卢植也是研究《尚书》的大家，用现代的话说刘备和刘秀可以算是同一个专业了。但和刘秀十五年扫平天下不同，刘备四十岁后才找到立身之地，晚年才称孤道寡三分天下有其一。《出师表》中说到刘备常与诸葛亮谈起两汉之事，他对秦末、两汉之际的乱世应该很熟悉——他的老师卢植续写《东观汉记》，正是汉代历史的专家。

事实上，当时对前两次乱世的关注并不少见。曹植撰有《汉二祖优劣论》，比较刘邦和刘秀的优劣，以为刘秀胜过刘邦。诸葛亮《论光武》一文也持此观点。某种意义上，或可说明站在他们的时代看来，刘秀成功的几率要大于刘邦，反过来也说明他们身处的乱世更接近于刘秀的时代。

那么，当时是不是有人模仿刘秀呢？据说，在董卓之乱时，曹操和袁绍有过一段对话：

初，袁绍与操共起兵，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这段对话实在太像大佬成功后云淡风轻笑谈当年时说的话，真实性可疑，但值得注意的是袁绍所说“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基本上就是刘秀的翻版。刘秀以河北为根据地，平定王郎及铜马诸贼，收取天下闻名的精锐骑兵“渔阳、上谷突骑”；袁绍后来讨平公孙瓒，收取“幽冀铠马”和乌丸骑兵；两者路线如出一辙。袁绍也确实符合当时的门槛。

当时的门槛是什么呢？秦末和两汉之间的群雄主要来自体制外或体制基层；而东汉末年的诸侯很多都是体制内的世家子弟或一方牧守，这就直接抬高了乱世的门槛，背景成为举足轻重的资本。

曹刘孙三人，曹操的祖父曹腾策立桓帝有功，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宦官；孙权的父兄已经替他打下江东的基业；只有刘备没有背景，白手起家。总体来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创业的时代了。这个时代当然也有秦末式的“亡命无赖”，如“锦帆贼”甘宁；也有两汉之际式的“儒者统帅”，如名列“八俊”的刘表；但他们不再是主流。只有一个刘备，在达不到门槛的情况下，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真正打下一片天地来。不过，最终收拾这个时代残局的是河内高门司马氏，一个完全符合门槛的家族。

但门槛的能级不会永远升高。有趣的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后赵的开创者、羯族首领石勒对刘邦和刘秀做了与曹植、诸葛亮完全不同的评价，他说：“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也；脱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他把刘邦抬到了刘秀之上——也许是因为，他所身处的乱世，又给了草根英雄崛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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