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故事《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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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昆德拉夫妇终于获准前往法国，从此滞留不归。

很难直接了解昆德拉去法国前的心境，但在他的小说《告别圆舞曲》中，主人公雅库布的离开并没有那么轻松：“他快步朝汽车走去，打开车门，坐到驾驶座上，重新驶向边境。就在昨天，他还想，那会是很轻松的一刻。他会满怀喜悦地从这里出发。他会离开一个他曾错误地出生的地方，一个他并不觉得是在自己家的地方。但是，眼下这一时刻，他知道，他离开的是他唯一的祖国，他没有别的祖国。”

《告别圆舞曲》完成于1971年或1972年，1976年在法国出版，应该能够代表他那个时候对捷克斯洛伐克真实的态度。“他猛然想到，是他的骄傲妨碍了他爱这个国家，因高贵、高尚、高雅而造成的骄傲；一种没理由的骄傲，使得他不爱自己的同类，使得他仇视他们，把他们都看成是杀人凶手。”昆德拉在书中这样描写雅库布，“他想到，他自己根本没有任何特权拥有崇高的心灵，而最崇高的心灵要爱这些人，尽管他们也是杀人的凶手。”

1979年，小说《笑忘录》出版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剥夺了昆德拉的公民身份。他与祖国的联系从此一刀两断。八年后他对作家乔丹·埃尔格拉布利回忆说：“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短信，通知我说我的公民身份已被剥夺。这封信本身就写得实在没有水平，错字连篇！就其粗野性来说，堪称一份妙文。”

政府在信里通知他，剥夺国籍的决定是基于法国《新观察家》杂志发表《笑忘录》的节选而作出的，但昆德拉认为，这只是借口和表面上的理由。“别以为我失去捷克公民身份纯粹是由于小说的这个片段。应回顾一下他们的整个策略，而这只能凭猜测。但我相信1968年以后他们采取的战术主要是排除知识分子和捷克文化对民族的影响。”他说，“知识分子本身可能并不行使政治权力，但他们的确有很大的反射影响。这说明为什么苏联入侵以后，作家、剧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一古脑儿被扫出了舞台。他们被剥夺了从事自己职业的权利。他们很难找到谋生手段，因此被迫流亡国外。一旦他们离开这个国家，他们身后所有的桥梁就都被烧毁了。这就是统治者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公民身份的原因，他们正等着头一个借口的到来。一旦你的公民身份证被取消，按照法律捷克人就再不得同你有任何联系。突然之间，同捷克民族的一切接触都成为非法的。对于他们来说，你已不再存在。”

1981年7月1日，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宣布，昆德拉将和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一道获授法国国籍。朗部长说，这两位作家是法国的朋友和密特朗总统本人的朋友，递交申请也有些时日，文化部将按照总统的要求，加快办理归化手续。在当天的记者会上，科塔萨尔念了稿子，而昆德拉只是简短地表示：“法国是我精神上的祖国，如今是我的第一祖国。谢谢。”

从这一年开始，昆德拉又成了有国籍的人。他是法国公民了。

“我永远不想回去了”

来到法国以后，昆德拉先到西北部的雷恩大学做助教，慢慢安顿下来。着名翻译家、学者高兴在所着《米兰·昆德拉传》中写道：“在流亡之初，有相当一段时间，昆德拉成了地地道道的公众人物。他上电视，接受采访，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利用各种场合向人们讲述苏联入侵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他自己后来在解释这一行为时说那完全是形势所迫，因为当时，他‘也许是唯—面对全世界报纸的捷克人，有可能解释一切，说明被俄国人占领的叫作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究竟怎么了。1978年，他们定居巴黎，昆德拉开始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校教课。此时，他已渐渐融入法国文化和生活。”

昆德拉1975年出走法国时已经46岁，失去原国籍时则已年到半百。他基本掌握法语大约用了十年。这期间经历了一个双语时期——在用捷语写《不朽》的同时，又用法语写文论和随笔，也用法语重写其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而且从1985年开始，他用两三年时间，修订他捷克语原作的法语译本，而后宣布，其作品的法译本与原作同等可靠，“甚至比原作更忠实于原作”。最终，到法国十八年后，他完全改以法语写作。以后出版的《慢》《身份》《无知》《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邂逅》和《无意义欢庆》，就都是法语作品了。从此，他宁愿以生硬的外语筑起与青春和故国之间的高墙，政治隐喻更多地被哲学思考所取代，他不再写活生生的同胞，不再为同胞们写作，也不再把同胞们当作读者。

他早年用捷克语写的小说中，只有《玩笑》和短篇集《好笑的爱》能在捷克斯洛伐克公开出版，但出版后又很快被禁。其后的五部小说《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不朽》，在1989年之前完全不曾存在于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的视野之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昆德拉三十余年好友、着名昆学家和三届总督奖得主弗朗索瓦·里卡尔指出，这些书就像鬼魂，只有附体于译本，才能在世界各地流传，因而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矛盾现象：作品的原作是不为人所知的；而作者在写作时已经事先知道，他所使用的语言，并非是作品未来问世时的同一种语言。

昆德拉的音乐家父亲卢德维克去世于1971年。1984年，他的母亲米拉达也在布尔诺去世。他在老家再无牵挂。三年后，他告诉埃尔格拉布利：“我的交往百分之九十是法国人。我来到这个国家时已46岁。到了这个年龄你不再有时间可以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都已很有限，你必须作出抉择：要么你在回顾过去中度日，回顾你已不在那里的以前的国家，你的老朋友们，要么你就努力把坏事变成好事，从零开始，在你现在置身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就是何以我不感到自己是个流亡者。我在这里，在法国生活，我很快乐，在这里非常快乐。你刚才问我是否想过有一天可能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去，我回答说没有，情况永远不会允许我回去。但这话只讲对一半，因为即使我能回去，我也永远不想回去了！一生中移居国外一次已经够了。我是从布拉格作为移民来到巴黎的。我永远不会有精力再从巴黎移民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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