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精选《陈寅恪看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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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陈寅恪致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云：“弟好利而不好名，此公所夙知者也，但中美文化教育基金重在提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其创始之年未必给奖，以此不能不踌躇也。”原来，1936年基金会修改章程，自下一年度起，扩大其资助领域，社会科学也被囊入其中。于是，傅斯年便提议陈寅恪申请该项科学奖励金。在申请之初，陈寅恪还颇为犹豫，其时陈寅恪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欲南迁，陈寅恪家累重，南迁需要一笔费用。在他而言，让一家人吃饱穿暖才是正事，家人安定了，才可以安心做学问。所以，他需要奖励金这个“利”，这是当下之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子十分困窘，“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学问大、名声在外，广州汪伪组织诱迫，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也来诱招，以军票20万让他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他坚决拒绝。对比当时一些文化名人标榜自己散淡却纷纷“落水”的表现，陈寅恪是君子固穷，他孤高自赏，矜持自律，也很坦诚。

不独对不义之财，对虚名陈寅恪从来就没看上眼。其侄陈封雄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他游学西方十余年，奔走数万里，会说八种语言，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之“名”，对此他说拿学位对做学问无利，故而不去追求。正是这厚实的学问功底，他在清华的课堂上才敢说“四个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这是何等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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