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精选《底线意识》

感谢莲子当归发布文摘精选《底线意识》，内容如下：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盗贼问王阳明：“你说人人都有良知，你倒说说看，我们这群盗贼也有吗？”阳明先生肯定地回答：“有！”盗贼说：“那你证明给我们看。”王阳明说：“只要你们照我说的去做，我就能证明给你们看。”王阳明让盗贼来到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让他们一件件脱掉上衣、裤子、内衣，最后只剩下一条内裤。王阳明说：“继续脱！”盗贼急得喊道：“不能再脱了！”王阳明笑着说：“你看，这就是你们的知耻良知。”其实，我更愿意将其看成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

在某种意义上，坚守底线就是在坚守做人的原则。唐睿宗时，张说为相，兼修国史。有一天，他看到《则天实录》中有关自己的一段记载，如鲠在喉，十分不快。原来。武则天时的两个宠臣张昌宗和张易之，对宰相魏元忠恨之入骨，便诬陷魏元忠有谋反的言论。并诱逼时任凤阁舍人的张说，让他出面做证，迫于两个人的压力，张说答应了。他其实很犹豫，做吧，对不起良心；不做吧，明摆着眼前这道坎就难过。这时，武则天的诏令到了，命他当面对质。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看出了问题，在他临动身时劝他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可万万不能伙同小人陷害君子啊！”这番话坚定了张说的信念，在武则天问到此事时，张说如实禀告，是张昌宗逼迫他让他诬陷魏大人的。结果，魏元忠得以免死，他被流放岭南。这本是一桩充满英雄气概的壮举。却因为宋璟牵涉其中而大大贬损了张说的“完美形象”。在经过几天的内心挣扎之后，张说想到了办法，他现在是负责编修国史的史官们的最高领导，他想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修改几个字，让自己的形象完美起来。

这一天，张说来到史馆，与着作郎们谈起工作，顺便提到自己的这段经历。《则天实录》是吴兢和刘知几所撰。而此时刘知几已经过世。张说故意有些生气地说：“刘知几写齐国公魏元忠事，一点都不留情面，怎么办？”这时，吴兢站起来，一脸严肃地说：“这本是我写的，这段史文的草稿都在，您怎么能错怪死去的人呢？”当众顶撞顶头上司，史官们都变了脸色。张说颇为尴尬，又实在说不出什么，找个借口走了，心里的疙瘩却越结越大。后来，张说又放下宰相的身段，私下请求吴兢只改动几个字。吴兢依然选择拒绝，回答说：“假如顺从您的请求，那么这部书的笔法就不能算作正直的，怎么能够让后世相信呢？”不久，吴兢被调动了工作，自然不是往上升，而是外放荆州做了司马，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得以返朝，当然这都是宰相张说的“功劳”。不过这并不能改变吴兢一代诤臣的本色，说话依然像笔一样挺直，心中有坚定不移的底线——以事实为依据。

上海电视台主持人曹可凡，在业内被称为“采访明星最多的主持人”，他之所以获此美誉，是因为从做《可凡倾听》节目那天起，就给自己设了一道底线——对每一位受访明星都以诚相待，把他们当朋友，绝不为追求收视率损伤他们的形象和利益。

一次，曹可凡约到了某着名演员。访谈前，这位演员的经纪人跟他打招呼：“涉及某着名导演的问题不能问。”曹可凡满口答应。谁知做节目时，这位演员谈着谈着，她自己竟提到了那位着名导演的电影，并做了一番评价。她的这番评价，绝对是“重磅炸弹”，是节目的看点，节目组的人听了心中窃喜。谁知当晚，曹可凡就接到了那位着名演员的电话。她以商量的口吻对曹可凡说：“录完节目后，我又仔细想了一下，觉得我评价那位导演的一些话，说得有点儿问题，那一段能不能别播啊？”按常理，节目已经制作完成，曹可凡完全有理由拒绝。但他没有，他马上答应道：“没问题，就按你的意见办。”可当曹可凡要删剪时，节目组的同事提出反对。因为在电视台，收视率绝对是硬指标，与大家的利益直接挂钩。曹可凡非常理解同事们的心情，耐心地劝导大家：“一个节目，要想在竞争中立足，做节目的人就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能为了收视率损害受访者的利益……”听了曹可凡的劝解，大家终于意识到不能偏离做节目的底线，愉快地做了删剪。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要给自己设定一条清晰的底线，底线就是生命线，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逾越的道德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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