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精选《在韩国狗比孩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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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即育龄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为0.78，比2021年（0.81）减少0.03，创下197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最低值。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统计，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连续三年垫底。通常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听说，今天的韩国大街上，狗比孩子多。

韩国研究所2021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韩国约有1448万人（604万个家庭）饲养宠物，相当于全国超四分之一的人与宠物一起生活。

而在今年2月，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生育率降至0.78，出生人口数仅有24.9万人，人口自然减少逾12万，连续第三年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再次刷新了一直由韩国保持的全球最低生育率纪录。

由于新生儿数量急遽下降，过去4年内，韩国有超过8000所幼儿园被迫倒闭。十余年来，韩国政府已经为鼓励生育投入了225万亿韩元，生育率却依然在垫底的梯队里加速下滑。

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家大卫·科尔曼曾作出预警，称也许再过500年，韩国就将成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对此，韩国人自得其乐地在网络上自嘲：用不着500年，100年就够了。

孩子变少的直接因素，就是养育成本过高。

最大头首先是教育。作为全世界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韩国足有逾70%的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在中国，这个数据最新是2021年的57.8%。

作为一个同样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城市，文凭崇拜与升学主义在韩国社会仍占据相当比重。另一个参考数据是复读率，每年参加韩国高考的考生中，差不多四分之一都是复读生。

从各类影视剧、书籍中，你大概也听说过韩国社会流行的“天空（SKY）”“四当五落”等说法。前者指代韩国最顶尖的三所大学，即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相当于中国的清北复交。后者则指“睡四个小时可能会考中，五个小时则可能落榜”。

这并非危言耸听。

2016年的一部纪录片《学习的背叛》里，一年一度的“修能”，即韩国高考，被比喻为“决定人命运的大型活动，比死刑更残酷，只有少数人能在高考后成为贵族，大多数人都将沦为被害者”。

来自普通家庭的初中女生叶媛每天学习十个小时以上，次次考试年级第一，握笔的手指写到抽筋，就用橡皮筋将手与笔绑起来，靠手腕的力量继续写下去，仿佛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

经过废寝忘食的数年学习，叶媛终于碾过同龄人考上了重点高中，却发现自己只能排倒数。

花费的时间是一样的，考试的试卷也是一样的，为什么结果会不一样？

只有一个解释：不同学生接触到的学习资源是不一样的。

韩国的高中分为普通高中、特色高中（类似中国的职高）、特目高中和自律型高中，后两者通常是私立学校。而据韩国媒体发布的数据，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学生，几乎都来自私立学校；首尔大学里所有录取的学生里，约95%都来自首尔本地。

韩剧《天空之城》刻画了一座集齐名校父母的上流居所城堡。剧中，即便是坐拥顶尖资源的家庭，要想把孩子们送入名校，也必须挤破脑袋，勾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

同样的年龄，同样的目标，中间却隔着阶级、资源与渠道的千沟万壑。补习班，成为填补这道空隙的重要存在。首尔江南区大峙洞有一条着名的“韩国最高端补习班”街，仅这条街上的补习班加起来就有一千多家。不少家长为给孩子争得一个名额，还需要通宵排队抢位。

渠道的挤压、阶层的打压，重重消耗着韩国人对未来的信心。

众所周知，韩国人最擅长将现实问题拍成影视剧。今年在韩国上映的现实题材电影《下一个素熙》，被称作“职场恐怖片”。

家境贫困的女孩素熙即将从大学毕业，被班主任介绍到了一家通信公司客服部实习，每天在密集的格子工位上一刻不停地做分拣呼叫，时常面对客户的刁难和凌辱。在这里，每个人都宛如机器，面无表情，压抑沉闷。到了月底，素熙还被公司用阴阳合同克扣了一半工资，应得八千，到手四千。

一天，素熙的组长实在忍受不住巨大压力，选择了自杀。而他的死亡，仅给公司带来对劳动力缺失的焦虑，紧接着，领导就招来下一个新人，开始下一轮高速的工作运转。

人已经不仅是螺丝钉，而是可有可无的、被抽离生命的非实体。

据韩国国税厅向国会提交的资料，2021年，韩国上游0.1%群体的年收入是收入下游20%群体的1400倍，上游0.1%群体的9399人，平均年收入为33.331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753万元），占韩国全体国民人口收入的10.4%；收入下游20%群体约有186万人，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为23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25万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用说养孩子了，一个普通韩国年轻人要把自己养活，已经是不容易的任务。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6国中平均工作时长最长的国家，韩国早在2011年就以平均每年2136小时的工作时长名列前茅。

在今天的韩国社会，无数没有背景、缺乏资历的普通年轻人，正被动地前赴后继成为“下一个素熙”。家庭里，缺乏就业机会、承担着巨大育儿压力的妈妈们，也都是每一个“金智英”。

据韩国统计厅3月20日发布的数据，在韩国2月的非经济活动人口中，选择“休息”的15岁至29岁青年层高达50万人，规模为2003年1月开始统计以来最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休息”并不是摩擦性失业的过渡期，而是主观意义上的躺平和不想工作。

如此，当一个社会的运转越来越违反人的本性，“人”的存在意志也会越来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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