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精选《他给这世界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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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的经历足够传奇。

他是德国犹太难民的儿子，是在“二战”中打回德国的美国军人、战后的哈佛大学教授；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国务卿，基辛格还是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

着名记者法拉奇曾说，詹姆斯·邦德往基辛格身边一站，都会显得索然无味。“邦德会开枪，会格斗，会从飞驰的汽车上一跃而下。基辛格一样都不会，但是他会建议开战，会促成停战，自诩能改变世界命运，他也的确改变了世界命运。”

在1969年至1977年的8年间，基辛格先后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中任要职，收获了中美和解、越战停火、美苏关系缓和等举世瞩目的外交成果。

那时，他以近乎自嘲的语气说出名言：“下星期不可能有危机，因为我的日程已经排满了。”

基辛格的政治影响力，在福特任内后期有所消退。

卸任国务卿后，他在纽约成立跨国咨询公司，继续和试图塑造这个世界的人打交道，他也曾被多任美国总统邀请到白宫会面。

临近期颐之年，基辛格已接受过不止一次心脏手术，也被听力退化、单眼失明等问题困扰，但他并没有打算隐退至历史课本深处。他工作到了最后。

1969年，白宫。总统就职典礼过后，理查德·尼克松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思考着一个可以巩固其政治遗产的计划。

随即，他拨通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电话，并交给了后者一项在当时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外交任务——和中国交朋友。

想在美苏冷战、中美对峙的形势下与中国实现和解，并不容易。1971年6月，基辛格终于将一册代号为“波罗行动”的黑皮书送上了尼克松的办公桌。

这本厚厚的汇编书，借用昔日造访东方的欧洲人马可·波罗之名，概述了基辛格将在访问巴基斯坦时秘密飞往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的计划。

“只有某种真正异乎寻常的事情，既新奇又动人，既不平常又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那时候，人们才回到童年，好像每一天都在经历异常宝贵的冒险，使人的生命富有意义。”作为首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高官，基辛格这样描述他乘飞机飞越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时的心情。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与周恩来前后共进行了17个小时的会谈，双方成功就尼克松访华一事达成共识。

对此，周恩来曾评价：“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22年之后……就要揭开新的一章……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尼克松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基辛格帮他促成的与中国的外交，是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基辛格访问中国80余次，与中国最高领导层始终保持着密切互动，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也堪称“西方最重要的中国对话者”，于2011年出版了着作《论中国》。上至美国总统，下至私营企业家，都纷纷向他咨询一个问题：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对此，基辛格从未忽视中美所走过的并行道路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双方可能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全面竞争。

但无论如何，他仍然将促成中美和解视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情之一：“我和一位伟人一起努力，在顷刻之间就跨过了意识形态的重重障碍，虽然从无情的历史角度衡量，这只是片刻。”

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两个经典的学派：现实主义学派与理想主义学派。前者以国家利益为先导，核心是权力政治；后者则强调道德与价值观的作用，主张建立一种国际秩序。

它们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交织体现。曾任《时代》杂志主编的沃尔特·艾萨克森认为：“基辛格属于极少数一手打造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者之一。”

基辛格“强调利益目标”的现实主义政治观，在中美和解谈判中得到了典型体现。

他认为中美两国的接近，并不是由于“抽象的善良愿望”或者“我同周恩来的私人友谊”，归根结底是因为“双方有共同利益”。

从结果来看，通过与发展潜力巨大的中国建立联系，美国成功地将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转化为三角关系。

“这场游戏的名称就叫均势。”基辛格表示。

均势，在外交术语中也称“均衡政策”，其实质是为了利益，取得对自身有利的相对均衡状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基辛格先后在尼克松与福特政府任职时，美国恰好面临一个全新的国际政治态势。

对基辛格来说，均势既是他理解现代世界秩序史的主轴，也是其政治实践和外交努力的目标之一。

在当时，如何结束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是美国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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