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精选《五四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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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前，英国东南部一座平淡如水的村庄见证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村子名叫沙士顿，事件的主角是两个年轻的中国人。

男生在美英留学已两年多，女生几个星期前才离开中国一个保守的小镇；男生在剑桥大学当旁听生，女生只学过几个星期的基础日常英语；男生一心想做新时代先锋，一鸣惊人，女生只希望尽快适应异国生活，有机会学点新知识；男生恋上了一个出身维新家庭、当时在英国念书的女孩，女生到达伦敦后不久，就隐约察觉丈夫另有意中人，但还是盼望一直把自己视为“土包子”的丈夫可以和自己多些沟通。

这对夫妻是徐志摩与张幼仪。

1921年9月，张幼仪被公婆送到英国不满9个月，徐志摩突然提出离婚，一星期后不辞而别，抛下已怀孕3个多月的她。

2001年6月，香港学者、作家孔慧怡途经沙士顿，小镇的规模扩大，旧房子都已拆掉，但实用乏味的气质并无变化。她当时想：20世纪初一个年轻中国女子的挣扎，就埋藏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事后，她又想：其实中国女子的故事又岂是仅埋藏在一两个地方呢？这个念头最终演化成一本书。

中国妇女运动肇始于19世纪80年代，提出两大口号“反缠足”和“兴女学”。当时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男性，都认定自强乃救国之本，于是把妇女问题列入社会改革议程。此时，对女性的期许仍局限于贤妻良母，她们在体力和心智方面虽较先辈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只是履行传统家庭中的角色。

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传统家庭长幼尊卑的运作模式，鼓励争取个人和个性解放。这一新潮流打造了另一种自由独立的理想女性形象。能够称得上人格独立的“五四”新女性，需符合几项条件：在新式学堂受教育；毕业后有一份职业；婚姻自主；参与公共生活。

其中，受新式教育是基础。对于已经成年的女性来说，她们无法争取到新式教育机会，于是在剧变时代里，被打上落伍、封建的标签。

孔慧怡希望打破这种简单的标签式划分，“探讨能否以公允的态度重估五四时期的女性，能否从她们的角度平实地看待她们面对的世界”。在《五四婚姻》中，她一反以男性为中心的传记传统，将笔尖朝向朱安、许广平、江冬秀、曹佩声、张幼仪、陆小曼、林徽因7位女性，力图通过她们的平生境遇，探讨当时女子面对的实际问题，描绘出变革时期中国女性的各种面貌。

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新女性观念，都有同样的核心问题：婚姻自主和离婚。由于大多数青年当时已踏入包办婚姻，因此掀起一股“逃婚”风潮——青年男子为摆脱旧式太太，只身离家开启新生活。据1922年的妇女刊物报道，河南省被“新青年”抛弃的“旧式妻子”有七成以自杀收场。

孔慧怡写朱安，希望“为一代饱尝劫难、有口难言的女性寻觅她们的声音”。鲁迅开展第二段婚姻生活的同时，在经济上和名义上没有抛弃第一任妻子朱安，然而，朱安受到的打击是精神层面的。她还在世时，鲁迅和他身边的人视她为一份无法推辞的馈赠，可能值得怜悯，却谈不上尊重。

朱安晚年接受记者访问，谈到她和鲁迅、许广平的关系时，曾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从她的措辞可以看出，她将鲁迅和许广平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上，对许广平全无妒恨，反而与她建立了互相尊重的关系。这绝非易事，由此可见其心量与品格，绝非“旧女性”标签能简单概括。

朱安在新旧夹缝间做了牺牲品，与之相比，许广平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得以跨入新女性的天地。然而，经过自由恋爱和个人选择建立的婚姻关系，却让许广平失去原来的独立地位。她与鲁迅同居前有自己的事业，到上海后，也曾积极找工作，可是后来成为鲁迅的秘书和助理，走上一条与她最初的预想完全不同的道路——成了新文化规范中的贤妻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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